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概念,2020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加强新基建。
广义的基础设施一般指打造基础性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设施,包括能源动力项目、交通运输项目、水利环保项目、邮电通讯项目、办公商用建筑项目和居住建筑项目等,人们熟悉的铁路、公路、桥梁、机场属于交通运输项目。
如何定义新基建?我认为新基建并非在外延上与传统基建简单切割的建设领域,而主要是在内涵上具有新一代技术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基础设施项目。一是属于一般基建领域、但应用了全新技术的“硬”项目,包括光伏和风力发电及数字化电网,新一代高速通讯网络及基站,新一代高速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等;二是基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软硬兼施”的项目,包括云计算系统及大数据中心,产业物联网和消费物联网,新一代人工智能,新物流系统及数字化仓储等;三是应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软”项目,包括云端办公系统,远程教育培训系统,智能化医疗、健康、养老系统等等。
关于新基建的投资需求、替代效应及其经济拉动效应,目前似乎还没有专业的计算口径和全面的统计数据。据国家有关部门测算,未来5年,5G拉动的数字经济增长规模约15万亿元,人工智能拉动的产业规模可能超过4万亿元。
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是,新基建投资区别于传统基建的主要特点是,既有“硬”建设,又有“软”投入,“软硬结合”达成的技术水平和应用功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基建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商业价值。可以说,新基建的投资规模及其经济效应和替代效应,必须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而非是比比画画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抓住几个基本点。
第一,补齐软实力短板,保持硬实力优势。
关于硬件设施建设,我国有足够的经验,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实力。但我国的软实力与美国等先进国家比,还有一些短板。例如在数字技术方面,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目前仍是算法弱国,涉及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底层核心技术的源代码和算法程序,其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日把控的。因此,加大对新基建的“软”投入,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应和商业价值,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数字安全。
第二,鼓励民营队,激励国家队。
如果说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家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那么在以新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中,民营队可能更有活力,完全可以与国家队并驾齐驱。因此,要更多鼓励民营队,重点是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同时,要真正激励国家队,支持国有企业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规律的激励机制。
新基建投资应该以企业为主体,同时需要政府投资撬动。区域经济越发达,财政实力越宽裕,基建投资能力越高。区域经济越落后,越需要投资,但地方财政越是捉襟见肘。当前许多地方财政收不抵支,地方政府缺乏扩大新基建投资的能力,这就需要中央财政的专项支持。在金融方面,新基建项目需要金融机构给予融资支持和配套金融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基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应该从全局视角进行技术和商业层面的分析评估。第四,不求更快,但求更好。
传统基建项目投入资金规模大,对原材料和普通劳动力需求多,上游供应链长。扩大传统基建,容易在短周期内盘活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的传统基础设施已经趋于饱和和均衡,此时如果盲目建设这类基础设施,很可能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并且进一步推高全社会的负债率。新基建有利于从根本上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投资效益。但新基建技术更加密集,需要更长的科技研发周期,也需要更加专业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都更加精细,需要更新供应链,也需要培育新的消费需求。因此,新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所需的周期更长一些。我们应该求之更优,求之更好;不宜求之过急,求之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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