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减弱，而经济复苏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动荡不安。
IMF在年初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低于去年的5.9%。这个预测值比去年10月的预估下调了0.5个百分点。做出这一预测的主要判断是，今年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下行风险上升。全球供应链扰动、能源价格波动和劳动力局部短缺都可能影响经济复苏的韧性和通货膨胀的走向。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2022年加息，可能会引发融资环境收紧和国际资本流向的逆转；高企的债务负担也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但IMF2022年的增长预测尚未考虑到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因此，这些预测能否得以实现，有待观察。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依靠各国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世界经济得以避免受到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两年中，全球财政支持总额高达1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的20%。在发达经济体中，财政支持总额占其GDP的28%。眼下，世界经济面临的短期挑战在加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受全球疫苗生产和分配不均影响，各国经济复苏步伐极不平衡。二是通胀快速上升给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三是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给新兴国家带来的挑战。四是高企的债务挑战。五是俄乌冲突给全球经济增添了新的变数。
去年以来，许多国家通胀快速上升此轮通胀上升主要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供需不匹配。当前，供应链扰动、海运港口堵塞等制约因素给商品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带来很大压力。比如，芯片短缺使电子、汽车行业发货周期延长，汽车及二手车等产品短缺加剧，价格升高。这在美国尤其明显，2021年二手车价格涨幅约50%。自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集装箱运价已翻了两番多。疫情防控、劳动力短缺和物流网络紧张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并延长了交货时间。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些因素推高2021年美国通胀2.8个百分点。而需求方面，伴随经济复苏，消费者释放出被压抑的积蓄购买新商品，助推了物价上升。关于通胀前景，目前仍有分歧。一些观察者认为在供给扰动逐渐消退的情况下，通胀率将随之降低。也有观点认为，其他一些因素将继续推动通胀率上升。比如，虽然大众需求从商品转向服务会降低商品的通胀率，但是服务价格的上涨会抵消商品通胀放缓的影响。另外，2022年供应链会有所改善，但不可能完全恢复。从美国的情况看，有的分析认为，美国实际消费已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情况截然不同。私营部门投资也极为坚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也已基本恢复，并在某些方面出现过热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就业和失业指标都强于2001-2018年期间的平均值。劳动力市场的强劲也表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如果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持续增强，会对整体物价带来上升压力。《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也认为，美国的通胀已全面上升，与上世纪70年代物价急剧上升的情况有相似之处。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早在2021年早期就认为当时美国政府1.9万亿美元的财政救援措施大大超过了经济复苏所需的缺口，其后果会导致经济过热，从而引发高通胀。一直认为美国通胀是短暂的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近来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发展过热。因此，许多学者和金融市场观察者认为美联储在货币政策转向方面的动作过于迟缓，可能会将自己拖入两难境地，即加息过小则不能抑制通胀上升，而加息过度会拖累经济复苏，甚至导致经济衰退。尽管有人认为供给方面的改善将会使通胀率有所回落，但很难降到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同时，美国目前实际利率为负值并不正常。要使实际利率回归正值，要么通胀率下降到低水平，要么利率上升，或两者兼之。
谈到通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需要注意所谓的“通胀预期”。这样的预期一旦建立就很难克服。为此，央行需大幅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但如果通胀预期变化太剧烈，快速上升的利率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经济衰退。在美国历史上，19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油价飙升，美国出现长时期的高物价水平。后来，美联储收紧银根，提高利率，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外，当金融市场，尤其股市估值较高时，其对通胀和利率的走势特别敏感，需要防备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变。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继续支持经济复苏和准备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之间选择平衡，但这非易事，这是近期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短期政策挑战。近十年来，全球债务规模显著上升，到2020年激增至226万亿美元，高达全球GDP的256%。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除了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都远低于GDP的60%。如今，美国、欧元区、英国等政府债务都接近或高于GDP的100%，反映出这些地区自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支出代价高昂。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学界的大量研究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政府可能承担的安全债务水平被认为是GDP的60%。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水平约为GDP的40%。研究发现，当一国债务与GDP的比率上升到90%以上时，该国经济增速可能大幅放缓，金融压力增加。在2008年后的低利率环境下，“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借贷空间可能比通常理解的要大，只要实际利率低于实际GDP增长率，“免费午餐”的现象可能会出现，政府可以持续借贷，而高于实际利率的GDP增长将为政府提供足够的税收来偿还债务。在利率处于非常低水平的时候，或许这个论点可以在短期内成立。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主要取决于如何使用政府借来的资源。如果它们被投资以产生经济活动或用于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那么提高政府借贷可能会增加债务的可持续性。然而，如果政府借来的资源用于为消费融资，则可能给未来的偿债带来压力。
历史表明，过度借贷都会给经济带来代价。政府需要偿还巨额本息。此外，如果通胀压力出现或其他经济或政治风险发生变化，市场利率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从而极大地改变债务和经济增长的势头。因此，在短期和中期内，如何解决高企的债务将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除了上述挑战，俄乌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近日来，布伦特原油价格曾迅速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其他能源、金属原材料和食品价格也大幅上升，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在许多国家通胀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这次冲突也给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带来新的变数，但究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多大的冲击，要看冲突的持久性。如当前的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将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和消费者信心，进而拖累经济复苏和增长，也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难以预料的长期影响。第一，全球应开展更全面抗疫合作，尽快平息疫情。尤其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以公平、可预见的方式来解决低收入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抗疫物资、手段、融资等方面的需求，仍是当务之急。此外，应考虑采取措施鼓励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安排，帮助更快实现疫苗和重要医疗物资的多元化生产。第二，积极应对通胀压力，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一方面要防范通胀过高，另一方面又要支持就业和经济复苏。各国需根据实际通胀和就业情况，稳健推进货币政策调整路径和速度。各国央行需密切监测未来通胀压力的主要指标，包括通胀预期、工资增速、金融脆弱性、私营部门的利润率等。如果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政策制定者则可考虑收紧部分宏观审慎工具，以防止风险通过金融渠道传递到实体部门。第三，鉴于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冲击，外债比例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应做好应对潜在经济动荡的准备。一些新兴市场已着手调整货币政策，并准备缩减财政支持，并通过强化政策框架、减少脆弱性等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债务和通货膨胀。外债水平较高的国家可通过延长债务期限来降低债务风险，但这些国家还是需要尽快开始财政调整以增强经济基本面，并降低债务负担。此外，还需要做好与市场的沟通。如果外汇市场压力过高，在继续推进必要的宏观政策调整的前提下，拥有足够外汇储备的央行可以适当进行市场干预。汇率弹性也有助于吸收冲击，外汇储备不足的中央银行则应可以考虑通过货币贬值协助经济调整。总体来说，一方面支持疲软的国内经济，另一方面维护价格和外部稳定，权衡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十分不易，但势在必行。善用财政政策可以帮助提升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在财政政策空间已经显著缩小的情况下，各国要提高财政支持的针对性。就中期财政战略做出可信的承诺，将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在经济下滑时重新获得财政支持的空间。第四，促进可持续、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各国需深化结构性改革，支持生产力的提高，为劳动者提供再培训，使他们能够在数字经济中找到收入可靠的就业机会。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缓解供给扰动和通胀压力，同时在更长期内实现资源的更优化配置。此外，还需采取措施解决疫情危机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加剧问题。最后，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帮助一些国家渡过难关，防止经济金融脆弱性和风险的大规模扩散。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央行货币互换、区域性融资安排和多边资源等。在这方面，IMF在2021年批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为诸多深陷危机和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了亟须的储备支持。另外，IMF也为成员国调整了其融资贷款工具箱。总之，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化的解决方案，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这在当前形势下，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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