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26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将提速，但各国经济复苏进展不一且存在明显分化，中国经济复苏领先全球。IMF预测，2021年美国经济将增长5.8%，日本经济将增长3.1%，南非经济将增长2.8%，中国经济将增长8.1%。IMF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强劲复苏态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二是为应对疫情加大了公共投资；三是央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迈入新时期，如何把握全球产业链变革下的新机遇，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来看《人民论坛》独家文章。

从国内市场的生产消费视角看，

中国已具备经济内循环的强大基础

第一，个人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逐渐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经济水平快速提升。2001年中国才迈进中等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人均GDP却已超过4000美元，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70美元，2019年突破1万美元，离上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越来越近。收入水平快速上升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产阶层规模持续扩大，消费规模连年扩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个人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外需萎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减弱。

第二，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已经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和配套供给能力。纺织服装、钢铁、化工、家电、机械和汽车等工业技术水平先进，制造能力强大，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级。高铁、智能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实现了国产和量产，大型飞机也实现了国产。国内资本充足，投融资市场活跃，人力资本规模巨大，熟练工程师取代简单劳动力成为新比较优势，中国有能力保证充分的供应，满足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循环。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形成。中国在高铁、动力电池、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也涌现出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等全球行业龙头企业。虽然某些核心技术尚未掌握，但随着创新体制的建立和研发的集中投入，未来前景还是乐观的。国内供求两方面形势表明中国通过“自产自销”可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四，在中国对世界市场依存度下降的同时，世界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在上升。中国日益上升的消费市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大量熟练工程师吸引了相当多的全球生产布局中国。汽车、机械、智能手机等领域的生产不断向中国聚集。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2017年和2018年，中国汽车产量全球占比为33.3%和33.0%，销量占比为23.0%和20.3%，中国同样是智能手机的产销大国。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市场的渗透率甚至已经高于在美国市场的渗透率。

从全球供应链的视角看，

中国产业对发达国家和全球产业链的依赖程度更大

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的优势是研发和创新，加工环节依赖低成本国家。中国的优势是具备较长的产业链和较强的加工能力，但关键技术还是比较依赖发达国家。虽然中国企业也拥有部分核心技术，但仍普遍存在生产良品率低，产品质量依赖进口设备的情况。我们只有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分工和合作中不断学习、创新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越是在国际经济关系动荡甚至恶化的背景下，越有利的做法不是切断联系，而是通过更加紧密地联系不断加强产业协作。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设计与生产越来越呈现出水平分工与合作的特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能够垄断所有核心技术和产业链。比如，智能手机的芯片生产。众所周知，华为能设计出与苹果和高通公司相媲美的芯片，但自己不能生产。苹果和高通也不能生产，而是外包给台积电等产能巨大的芯片生产商。台积电等使用的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极紫外光刻机（EUV）是由行业巨头荷兰的ASML公司提供的，而EUV的基础研究则是由美国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完成的。1990年代后期，英特尔公司和美国能源部牵头集合了美国多家国家实验室和企业实验室以及几百名顶级科学家，经过5年多研究，验证了EUV的技术可行性。然后ASML耗时10多年，集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三大芯片巨头之力才研制并实现EUV量产。售价高达1.2亿美元的EUV也只有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这样的拥有海量订单的芯片巨头才用得起。2018年中芯国际曾向ASML订购一台，至今没有完成交易。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一家高科技公司都是全球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一环，或关键技术、或加工环节都存在程度不一的依赖。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步伐

长期来看，影响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因素有供求两方面。供给方面长期因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和应用。这种技术进步正在革命性地改变产品的供应链和生产流程，对产品价值链的构成和成本结构造成巨大冲击。例如，3D打印技术和制造大大缩短了生产流程，使得产品供应链缩短，降低了寻求低成本跨国生产的必要性。单纯拥有简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减弱，拥有熟练劳动力、商业服务和数据的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增强。当然，新一代信息技术也大大降低了贸易和跨国生产的跨境成本和交易成本，但是这种成本效应可能没有产品供应链和生产方式改变造成的影响大。需求方面的长期因素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全球生产向新兴经济体布局。供求两方面条件的变化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正在推动全球分工结构缓慢调整：

第一，全球产业链的国内长度加长，跨境长度缩短，总长度变短；第二，全球产业链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服务环节占比上升，劳动密集型环节占比越来越低；第三，汽车、计算机和消费电子产品等生产链越来越集中，尤其是向消费地集中，东亚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集中的热点。

中期来看，全球产业链的因素主要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反全球化措施和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全球化效应，逐渐重视制造业，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国。与此同时，美国制定了重返亚太战略，推动亚太地区盟国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等区域性贸易协定，提高全球经贸规则的标准，抬高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门槛。同一时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经济增速放缓；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繁荣，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效应越来越显著。欧美及中国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全球产业链跨境链条缩短的趋势，加快了跨境生产在三个方向上的转移：一是供应链本身较短的产品生产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东南亚、南亚等更低成本国家转移；二是定位欧美市场的生产链回流或转移到欧美及其周边地区；三是中国市场吸引了更多的生产线进入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凸显了全球性生产和供求网络的潜在风险，跨境供应链越长，跨境生产地越多，生产越集中或关键部件供应越依赖某一国，风险将越大。美欧日纷纷出台措施吸引海外生产回流本国，或转移到“友好”国家，降低对中国生产依赖的与中国脱钩或“去中国化”措施最为瞩目。尤其是美国，不仅鼓励在中国的生产回流本国，更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强化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限制美国技术对中国的溢出，打击中国的先进技术发展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由此，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向脱离中国的方向调整：第一，跨境生产回流发达国家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大，尤其是重要物资以及定位母国市场的产品生产；第二，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方向受地缘政治影响，趋向美国的“友好”国家；第三，中国产业关键技术和中间品被限供、禁供，无论是直接供应还是间接供应，无论是进口的方式还是在海外投资的方式都受到冲击。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依然有机可寻

国家战略和政策只是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因素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凸显的跨境生产风险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国家举措在多大程度上左右跨国公司的生产和供应链布局，还要看中长期因素的变动趋势。有鉴于此，全球产业链调整将有章可循，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依然有机可寻。

技术进步因素，中国正在努力推进新技术革命。如前所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将推动全球产业链变短，降低劳动力的重要性，提高服务、数据等新要素的重要性。技术进步速度越快，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服务和数据等新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越突出，全球产业链向发达国家转移的速度越快。近10年来，美欧日和中国等都制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国家支持战略，加剧了各国跨国公司和产业的竞争。谁在竞争中领先，谁就掌握了产品创新和生产流程的主动权，从而引领着产业链结构和空间布局的方向。中国正在努力推进新技术革命和信息化进程，如果能在更大范围内取得先机，就能大大提高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使中国供应链成为跨国公司不可或缺的环节。

国内产业因素，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大规模加工能力，中国生产越具有竞争力，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出去的成本就越高，转移期就会拖得越长。提高中国供应链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内开放。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跨国创新型企业乐于走进来。更高水平的对内开放，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竞争，尤其是要加大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让其全面参与全球竞争。

国内市场因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世界各国跨国公司形成了巨大吸引力。一般认为，较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产生规模经济，并形成较大的市场竞争力。但由于我国众多人口收入水平偏低，产品竞争很多还停留在价格竞争水平上，不利于产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所以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和消费档次，促进国内需求结构向发达国家接近，将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来中国生产和销售他们的产品，促进国内产业的合作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