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均试图通过货币宽松方式推高资产价格，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从而带动经济复苏。然而，这种复苏模式的基础并不牢固，全球经济仍难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并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各国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结构调整远未到位、通货紧缩压力持续、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等问题，都制约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

　　依靠货币放水救助危机的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目前除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启动加息，以及英国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外，全球大部分央行依然维持甚至加码货币宽松。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全球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降息，包括中国。各央行共进行64次降息，总幅度为18.3%，为2001年以来全球央行年度降息幅度的第二位，仅次于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各国央行疲于应对金融危机后遗症和低通胀风险，倾向于继续保持货币宽松来维持经济增长。欧洲、日本央行继续延长QE实施期限并扩大QE资产购买，新兴经济体和出口导向型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央行则通过降息实现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然而，全球实体经济状况并未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好转。经济复苏步伐明显低于预期，国际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产出能力过剩、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投资率下降及实际利率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根据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年~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年~2015年平均增长约3.1%（2015年为预测数），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1.2%。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幅下降。

　　全球巨额债务负担或成长期主题，“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压力较大。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都有所增加，全球范围内也只有5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政府减债。而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债务总和自2007年以来已经增加了57万亿美元，远高于同期的全球GDP增量。

　　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也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推动经济。信贷的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企业）债务大幅增加。当前，各国政府出于控制经济风险的考虑着手降低杠杆、清偿债务，也即“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许多国家必然要经历财政紧缩的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降低负债，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这些均将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的增加。

　　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缩压力。当前，全球许多国家均不同程度遭遇整体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的“双下降”。在全球通缩阴霾笼罩之下，即便是欧洲央行祭出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也难以力挽狂澜。欧元区通胀跌至零，日本CPI时隔两年再度跌入负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乏力，结构性问题突出，工业生产下行，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蔓延。

　　旧问题未决，新问题又至。美联储启动加息引发全球新的溢出风险，美元强势导致其他非美货币对美元货币波动性势必增强，许多外围国家不得不面对“不可能三角悖论”和货币政策悖论，全球呈现出新一轮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潮，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成为其中的脆弱环节和风险引爆点。

　　而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美元升值、加息以及全球经济疲弱削弱了外国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需求，出口企业受损。企业投资速率放缓，更倾向于将大量的现金用于股票回购和股息分红。近期美国股市的大幅波动也对财富效应产生负面影响。尤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未来走向，一旦上升很可能导致居民和企业的利息支出增加，降低居民的消费支出和企业的投资支出意愿，引起经济失速。在此背景下，甚至有预期美联储不排除会重回量化宽松的老路。

　　国际金融危机的救市实践已经证明，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格局渐变，远离经济复苏迟滞、通货紧缩以及流动性陷阱，单靠全球央行持续的货币宽松难以有效解决，而且更容易产生救市后遗症，不应成为常态。

　　眼下，全球面临的危机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须结构性改革应对，如何寻找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