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连串的关于间谍的炒作和情绪发酵之后，澳大利亚正在推动一项新的法案，禁止外国政治捐款，并强制游说人员为海外实体工作时公开这种关系。

　　看起来这样的要求并无过分之处，但是“政治捐款”、“游说人员”都是内涵和外延非常不清晰的概念，而且非常容易泛化，甚至滥用，当一个国家和社会通过防谍来保护自己安全的时候，无异于关闭了自己的大门，回到了自我封闭的小环境中去。

　　最近几年中，澳大利亚的政府、媒体不断曝出所谓的间谍的问题，曾经在澳大利亚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在实验室工作被怀疑是有间谍行为，而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发起的一些集体活动，也被认为是干预了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

　　公开反对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离场的议员被指控收到了中国商人的几千美元的贿赂。更有甚者，澳大利亚国内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刘易斯还在参议员不无夸张地警告，规模史无前例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威胁着我国的政治制度的完整性、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的经济。

　　这样的恐慌情绪似乎在澳大利亚政治高层中不断传染，总理特恩布尔更夸张：外国情报机构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秘密施加影响和干涉。给人的感觉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特恩布尔还集中炮火攻击陷入外国捐款争议的反对党议员，很明显的是这些法案的背后也有党派政治的影子。与此同时，这种恐慌情绪的煽动，也算是一种政治上的套利，“国家安全”变成了政治正确，从中鼓吹的人是不会受到损失的。如果这些情绪再加一点儿民族主义的调味料的话，就更具有爆炸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政府是在消费“国家安全”，利用民族主义，在全社会传播一种焦虑感，最终可能带来一种排外的思潮。

　　自立国以来，澳大利亚就处于东西方的纠结之中，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澳大利亚算是亚太地区的国家，而在政治心理上又是西方的一份子。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自治领，也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样的身份决定了澳大利亚一直处于东方与西方的纠缠之中。一战的时候，澳大利亚非常积极参战，派出军队参与到达达尼尔的战争，可以看到奥澳大利亚的心理的特质。

　　澳大利亚身份的撕扯在冷战结束之后再次出现，在安全上，澳大利亚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从冷战期间的美澳新联盟开始向美日澳印四边联盟迈进，这也是所谓的“印太战略”，在这样的安全构想之下，北约的版本可能在亚太地区“复印”，而澳大利亚的纠结就在于，它没有办法实心实意地加入到这个阵营之中。

　　原因在于，中澳的贸易、投资以及人员的往来越来越关系到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也签订了自贸区协议，当特朗普上台宣布退出TPP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还呼吁中国加入其中。这说明当TPP的战略意味褪色之中，澳大利亚就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这件事情。

　　亚太秩序的政经分离的结构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显著，尤其是对澳大利亚来说，更是如此。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称为“1972年协议”，这也是冷战阵营在亚太地区的消解，中美、中日的和解，跨过了冷战的边界，阵营化的逻辑消散。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加入到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之中，而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的腾飞，中澳关系的性质也在发生转变，经济合作已经是压舱石，但是无论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显然对于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并没有充分的估计。

　　亚太地区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市场合作网络，但是并没有形成集体安全机制，而澳大利亚的“西方身份”再次启动，经济合作开始政治化、安全化，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会看到如此之多的“间谍”的原因，并不是澳大利亚的间谍多了，而是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戴着“间谍”的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