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波：中国外交要真正赢得话语权，提升软实力，最根本的是必须拥有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因此，中国需要从改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角度，主动对外发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及时表达中国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不过，中国外交要真正赢得话语权，提升软实力，最根本之处还在于必须拥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一、中国外交为什么需要核心价值观？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曾讲道：中国铁路修到哪里，影响力就会到哪里。当前，中国积极倡导“一带一路”，特别是在稳步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方面，的确有助于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存在及影响力。但是，此类影响力主要还是一种经济影响力，其所能发挥的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是有限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难以持续的。

一位法国教授曾对我讲：阿拉伯人到哪里，哪里有清真寺；法国人到哪里，哪里有天主教堂；美国人到哪里，哪里就有多党民主。他没有谈及中国，但却给我们留下很多思考。

中国人“走出去”，是不是只有工程和项目？中国一再强调与他国互利共赢，一再表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欢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甚至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主动地为他国纾困解难，但为何中国却很难真正赢得人心、很少有真朋友。英国华誉风险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沙学文先生曾讲到，西方人倾向于把中国当“外人”，把中国妖魔化，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价值观与他们的不一样，因此就不信任中国。沙学文是一个英国籍的埃及人，他还谈到，中国现在使埃及人的钱袋变鼓了，但在争取民心方面却没有多大作为，因此，就很容易产生误解。

当年欧洲殖民者征服全球，他们一手持剑，一手持经。攻城略地，靠的是船坚炮利；而征服人心，则靠的是圣经、语言和文化。二战后美国所建立的世界霸权体系，也离不开它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对外输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非洲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后推动非洲和东欧国家普遍地实行了多党民主体制。在后来中亚、东欧“颜色革命”以及前些年遍及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中，美国所宣扬的民主制度与价值观也是随处可见。

欧美国家的努力并非无往不胜，但确实斩获颇多。仅以非洲大陆为例，现在半个非洲大陆信仰伊斯兰教，半个大陆信仰基督教。非洲54个国家，使用法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26个，使用英语的25个，使用葡语的六个，使用西班牙语的一个，使用德语的一个，使用意大利语的一个。有些非洲国家，如喀麦隆和赤道几内亚，同时使用多种外来语。现在非洲54个国家中，除了斯威士兰、厄立特里亚以外，其他国家都建立了至少名义上的多党民主制度。虽然一些非洲国家只有民主之“壳”而无民主之“实”，但人权、民主、自由和良治等理念已为非盟及多数非洲国家所接受，这是不争的事实。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先生曾讲过，中非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不了解。他主要讲的是中非之间在传媒和语言文化领域的交往不够充分，认为中国对非洲舆论的影响很有限。我认为，在非洲更深层次的文化、制度和观念世界里，中国更是明显处于“缺位”和“失语”的状态。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中非关系应该尽快实现转型升级，由政治互助、经贸合作走向更高形态的人文、观念、制度和治理经验层面的交流和互鉴。

中国并不需要学习欧美的做法，因为它们的全球霸业大多包含着流血，即便是世界范围内的“传道授业”也大多充满了胁迫和傲慢，这些理应受到批判。但它们也给了中国重要启示：价值观才是外交的灵魂。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主要是一种“民生外交”。中国一直致力于巩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一直强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一直推动对外贸易、投资并努力践行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民生外交”要比欧美国家的“民主外交”或“价值观外交”更为优越，也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但西方人或许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争取他国民众的民心更重要，并对其政策的长远成效充满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世界大国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接受乃至尊重，不仅仅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贸易机会、发展援助和物质产品，还在于它能够创造出他人能够理解甚至认同的新制度、新观念、新模式以及富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念。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外交能否具有更为明确、更为系统、更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观，将是中国能否在大国成长道路上更趋成熟的重要考验。

二、如何塑造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外交一直就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合作共赢理念、正确义利观。中国在过去60多年里提出了不少外交理念和原则，特别是21世纪以来，更是不断推出外交新思想、新理念和新举措。但哪些属于外交核心价值观，哪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哪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还需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认真研究和甄别。

外交核心价值观不是外交准则，也不是外交宣誓，更不是口号。它是对世界的发展、安全、治理等重大问题的核心信念，是对人的生存、自由、权利和福祉等理念的根本追求，具有一定程度上超越现实利益的理想主义色彩。以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本质上属于外交准则，也是国际关系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中国自身的一种外交宣誓或承诺，它与外交核心价值观没有任何关系。

外交核心价值观可以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但它也应当具有普世的意义，特别是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大势和潮流，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当前，世界对发展、安全问题的关注不再仅仅聚焦于国家层面，而日益从“国家本位”转向“个体本位”，有关个人的生存、自由、权利和福祉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也是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和“保护的责任”等理念的重要背景。中国外交必须对此做出应有的回应。中国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对部分国家仍然存在的国内专制、暴政甚至屠杀行为，也应当及时表达应有的关切，并积极与国际社会一道解决相关人道主义危机。对他国暴政的容忍，无助于改善自身的形象和声誉。

外交核心价值观不是讲给国人听的，它主要是讲给国际社会听的。外交核心价值观面向国际社会，其最基本的要求是能让外国人听明白。因此，外交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和提炼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应当谙熟国际政治专业知识，并精通欧美文化背景。中国一些外交理念和外交原则的创新，姑且不论它们是否为核心价值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相关政策部门在办公室里推敲出来的，在中文世界里意义丰富且朗朗上口，但却很难翻译成外文或是翻译后索然无味。

中国曾经提出过“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理念，其本意在于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但“民主”和“法治”在西方社会以及国际社会有其特殊内涵和明确指向，而中国在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时，可能甚少考虑其国际社会的通行含义，也没有考虑如何翻译的问题（很多场合翻译成了“to promote greater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结果自然是导致晦涩难懂，甚至还引发误解。一位英国朋友曾给我来信，惊呼“中国也呼吁世界各国实现民主和法治了”，还追问“你们的观念与我们对民主和法治的理解一致吗？”

外交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创新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充分发挥智库和学者们的智慧。学者的定位不仅仅是诠释外交理念，他们更应是思想创新的源泉。当年“和谐世界”理念提出后，中国各大研究机构纷纷著书立说，相关著作多达数十部，各类研讨会多达上百次，论文多达数千篇，学术研究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就难怪国外人有言，中国无智库，更无真学者。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国内政治，同样，国家的外交核心价值观也一定是国内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体现。西方国家对外高调宣扬民主、人权和良治，其实也是它们国内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因此，思考中国的外交核心价值观，还需更多思考中国国内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如何明确中国未来改革的发展方向并据此提出引领中国复兴的大观念、大思想，才是创新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所在。

（注：罗建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中非关系，近年来研究兴趣涉及中国外交理念与战略、软实力与国家形象、中非关系、中国对外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