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地质工程师及水利专家李焯芬近期与妻子李美贤一同为励进教育中心录音讲历史小故事,藉以传扬中国文化。李焯芬过去除了在外国授课传承中国文化,又曾回内地参与三峡工程,回港后致力推动中国文化教育。他透露从小就透过学习中国文化学懂爱民族、爱国家,又指小部分香港人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其他族裔的人看在眼里只会觉得可笑。
71岁的李焯芬近日到励进教育中心录音,透过互联网讲历史故事,宣扬中国文化,其太太“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贤亦参与。李焯芬认为,今时今日应该多透过科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要因应网络时代有所转变,不要以为只有在传统课堂才可学习,现在打开电脑和手机 ,透过各种传媒,随时都可以吸收知识,而且生动有趣,例如佛教有很多经典,有人将之漫画化,甚至製作成动画,用现代媒体技术推广,帮助年轻一代的学习。”他说,当把传统文化变得生活化,契合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更能帮助人类过得更快乐、生活得更美满、更有意义。
李焯芬祖籍广东中山,1965年毕业于圣若瑟书院,是典型“番书仔”,其后入读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以一级荣誉毕业,两年后再获得港大硕士学位。问到为何会选择修读土木工程,李焯芬告诉记者,原来和接触中国文化有关,“我年轻时非常喜欢文学,中学时看了很多五四以后的小说,当时的小说大都描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提到中国农村生活比较困苦,经常出现天灾,不是水灾就是旱灾,于是希望拣选对当时环境特别有用的科目进修,于是选择读水利工程。”
华侨子弟爱中华文化 拒“毕业”
李焯芬毕业后曾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及多伦多大学任教,其后服务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水电局及省电力公司,进行水电、核电、大坝等安全评估研究。他虽在海外生活,却一直心繫乡土,为传承中国文化出一分力,他曾任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华文化中心主席,当年负责筹建中心,由于他工科出身,觅地、设计都是一手包办。
为使海外华侨认识中华文化,李焯芬又担任多伦多“孟尝会”的义工,后来更担任了孟尝会中文学校的“东校”负责人,“孟尝中文学校有约1600个学生、60多个老师,学生都是华人子弟,不少父母是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毕业生,其后移民去加拿大,这批华侨子女从三、四岁的幼儿班读起,理论上可读十几年,直到他们上高中。学校主要在周末开班,让海外华侨子弟学习基本的中国语文及中华文化,让学生不会忘本忘根。”
李焯芬透露,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班华侨子弟在中文学校“不愿毕业”。很多华侨子弟要求不断加开班数,而且不只学习认字,更要求学习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例如到博物馆参观,因为多伦多的博物馆有很多中国文物。
为何学生“拒绝毕业”?就算入到多伦多大学仍回来中文学院学习?“很多海外青年华侨发现,一个班上通常混杂不同种族,例如犹太人、意大利人,有英裔、法裔,亦有些从阿拉伯而来,中国人可能有三四个,似乎不论来自哪个种族,都以自己的种族文化为荣,例如意大利人热心推动意大利文化、米兰的时装、罗马的建筑,非常重视自己文化的根。”他形容,作为一个华裔学生,如果不懂得一些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会在其他人面前丢脸。
港生不认中国人 可笑又感触
李焯芬曾在多伦多大学任教,观察到小部分从香港来的学生,相对华侨后代,反而不认自己是中国人,令其他族裔的人觉得可笑,“大学每年都举办多元文化节,每个族裔表演,如意大利会表演罗马歌曲,西班牙的学生则跳西班牙舞蹈,各个民族都表演自己的独特文化,香港学生根本表达不到中华文化的内涵,有时令人感触,这多少和香港的教育有关,他们没有根,没有文化基础,更出现疏离感。”
改革开放后,李焯芬每年都回到内地参与三峡工程,“八十年代开始做三峡论证,我是二滩的专家组组长,即四川的卧龙岗,涉及容量达三千兆瓦。一年来回内地与多伦多好几次,研究不同水利工程的可行性,设计、论证,到1993年动工。当时受水利部邀请,希望我每星期回来参与工程进度和解决现场问题的工作组,每个星期回来很浪费时间,所以搬回香港,平时在香港大学教书,每周末就到三峡或其他地区。”
回到香港,李焯芬依然热心教育,及推动中国文化传承的工作。1994年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四年后升任该系的系主任,并于2000年至2008年担任港大副校长,其后出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院长,现为香港珠海学院校监,多年来兼任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对传承中国文化贡献良多。
透过博物馆体验式学中史
图:李焯芬1987年在加拿大孟尝中文学校农历新年庆祝会与表演学生合照/李焯芬供图
社会日益关注青年学习中国文化的情况,李焯芬认为,缺乏研习历史文化的机会会令新一代青年“无根”。他认为,政府改革课程之馀,亦可考虑参考外国,加强博物馆在年轻人学习阶段的角色,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备好问题 藉参观找答案
香港近日正筹划改革初中中国历史科,李焯芬认同学好中史非常重要。他说,没有学好中史,自然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有疏离感,严重者更会有分离意识。他直言,香港社会很多矛盾源于长期的殖民教育,而且回归以后不但没有改善,似乎更有向下滑的倾向。他强调,不用太过悲观,认为目前应考虑如何将课程契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帮助到年轻人生活得更好,这才是关键。
他说,以前读历史的时候都只是一本教科书,读的都是政治兴亡史,“宋亡就到元朝,元亡就到明朝,基本上都是政治兴亡史,但历史教学近年有好显著的变化,加多很多文化史,物质文明史,亦可加入到博物馆参观的体验式学习。”
他举例,数月前到美国洛杉矶探亲,当地博物馆正举行一个敦煌艺术的展览,有大批实物和资料让美国的学生及青年参观,不时见到一辆辆学校大巴出入,领队老师先做足功课,参考展览目录内容,再将之製成几版的工作纸,学生一路参观,一路回答相应问题,带着问题去学习,按老师指示,找出问题的答案。
李焯芬认为,香港绝对有条件做到,“去年沙田博物馆都有很好的敦煌展览,其实都是很好的展览,将历史学习配合实地参观,亦可以直接带学生去敦煌考察。”他强调,这些不牵涉政治,是文化艺术的学习,可以组织学生学习参观,让学生对历史多作了解,中史教学如能结合体验式学习,令教学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给你说一个学校的故事
为推动国情教育,李焯芬近日为励进教育中心讲历史故事,题目为“最早的学校”,由于他曾担任香港大学副校长,正好向青年细诉中国古代学校的种种趣事。
故事内容讲述古代的学校原来就在生活中,小朋友跟有经验的长辈学习打猎、摘野果和钻木取火的本领,这些都是生存所必须知道及懂得的事。而部落首领也是大家的好老师,他们种植粮食、饲养动物和製作武器等各种本领,大家便从他们身上好好学习。
后来王国出现,由于社会开始变得复杂,国王为作出有效管理,而且不同阶层的人需要懂得的东西亦不同,于是到了商朝便有学校出现。
与“战友”徐立之合作无间
图:徐立之(图)与李焯芬是传承中国文化的“战友”/资料图片
李焯芬与港科院创院院长徐立之曾是香港大学同事,现同为香港珠海学院校董,原来他们二人早在加拿大已因传扬中国文化而结缘。
李焯芬透露:“当年徐立之和我都在多伦多孟尝会担任义工,初时两人不相识,各自有家庭。一些在外侨胞都想小朋友学一些中文,周末上课,孟尝会当时分三间分校,东校、北校和西校,徐立之是西校的负责人,我就是东校的负责人。起初我们送小朋友去读书,我和徐各有两个儿子,所以帮忙打理一下杂务事,结果愈忙愈多学生、愈来愈忙,最后做了十多年东校校长”。
李焯芬说,因为香港教材与加拿大华侨学生的程度不同,不能直接拿来使用,所以成立委员会,编订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等课程,由他做委员会主席,自己回港后则由徐立之接任主席。“我们有很多活动一起办,例如毕业礼、新年联欢等,常常有机会碰面,其后在孟尝中文学校认识,再借调去帮老人院,我们两个都是孟尝会的董事,去做‘化缘’,有多年合作筹款的经验。”
李焯芬说,他和徐立之均已在港大退休,现仍经常有来往。谈及珠海学院,李焯芬透露,徐立之曾于珠海任教,还保存着当时的聘任书,“他当年在新亚书院毕业,不是立即去美国读书,而是在珠海书院教了一年生物,然后才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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