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 )的最新研究指出，新兴市场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了，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名列前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的增长前景，似乎已趋于黯淡。2017年前十个月，中国ODI同比骤跌40%。中国政府遏制“非理性”境外投资的政策，目前看已颇有成效。

尽管如此，当前仍是关注中国企业国际扩张的大好时机，ODI的下降是暂时的。尽管审批程序更复杂，但中国企业不会停下走出去的脚步。

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没有改变：通过开拓新市场、获取先进技术来实现营收增长；更何况，“一带一路”倡议为一些企业走出去注入了新动力。

“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排名前十的多为发达经济体，但新兴市场排名显著上升。新加坡超越美国排名第一，而2013年和2015年两次排名中美国都位居首位。香港升至第三位。

美国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升温，表现为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了更多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同时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否决了多宗中方投资交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已明显趋紧，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势头更有增无减。尽管如此，从并购目标和市场机遇上看，美国仍极具吸引力。

由于我们增加了经济增速和“一带一路”政策所占的权重，本次更新中有不少发达国家排名下降。中日关系在2012-2014年一度跌至冰点，此后双方外交关系虽有改善，但日本排名还是从原先的第六位降至第14位。2016年的一份公开调查显示当年只有11.3%的日本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远低于前几年的比例。

其他排名下降的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从第三位降至第五位）、加拿大（从第四位降至第八位）和德国（从第13位降至第20位）。英国降幅最大，跌落28位至第40位，因为我们对英国脱欧后的经济增长前景持更为悲观的预期。

当然并非所有发达国家的表现都这么糟。2013年和2015年韩国的排名分别为第28位和第八位，目前上升至第七位。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紧密，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但两国在最近一年的外交争端升级，这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会影响中方对韩国的投资。

在发达经济体排名下滑的同时，诸多新兴市场国家排名上升。马来西亚从2015年的第20位跃升至目前的第四位。该国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对中方投资持欢迎态度。排名显著上升的国家还有哈萨克斯坦（上升29位至第12位）、泰国（上升20位至第18位）和伊朗（上升33位至第19位），它们都是“一带一路”国家。

金砖国家的表现则两极分化。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有所改善，其排名随之上升14位至第10位。南非的排名也上升了七位至第43位。但巴西的排名下滑了18位至第52位，主要因为国内政经领域的矛盾加剧了研发投入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印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印度的排名也下降了八位至第36位。但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的增长前景仍最为强劲，包括华为（电信企业）和小米（家电企业）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都取得了成功。

2015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是有记录以来中方ODI增长最为强劲的一年。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飙升了44.1%达到1,70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

然而，境外投资规模之大引发了政府决策层的关注。由于担心部分ODI是为了规避资本管制，同时企业（尤其是国企）对回报率低的项目投资过大，因此政府从2016年底开始收紧审批程序，一直延续至2017年。

政府在抑制“非理性”ODI的同时，也对战略性或“一带一路”相关投资予以政策倾斜。201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相关指导意见以促进ODI的“健康增长”，将投资划为“鼓励”、“限制”、“禁止”三大类。房地产、酒店、影业公司、娱乐业和体育俱乐部等被列为“限制”类投资领域，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可投资。

随着政策的收紧，中国的ODI大幅下降。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1月至10月ODI同比下降40.9%，同时投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2017年在政府重点管控的领域，如房地产、体育、娱乐业等没有批准任何新的并购交易。

因此，2017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下降，相应的传统领域的投资占比则出现反弹：2016年大宗商品和能源领域的ODI在总量中的占比不足三分之一，而2017年这一比例大大上升。

  “一带一路”项目集中在基建领域，主要形式是利用中方提供的贴息贷款支持对外承包工程。此类贷款一般直接提供给接受国政府，条件是后者将贷款用于有中国企业参与的特定基建项目，有时接受国可以用自然资源偿还贷款。此外，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会直接向承担“一带一路”的国内企业提供贷款。

尽管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对外承包工程迅速增长，但中国向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上升。中方的确完成了一些颇受瞩目的并购交易，但主要集中在“安全”的国家：最大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17年7月，万科牵头一个中方财团投资116亿美元收购了新加坡的普洛斯物流公司。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了18.2%，达到148亿美元。而在2016年，中方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则下降了2%至145亿美元。2017年也没有什么起色：1月至9月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进一步下降了13.7%。

ODI审批自2016年以来收紧，这可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遏制作用，但中央政府表示，收紧审批是为了遏制“非理性”投资而不是针对“一带一路”投资，后者仍具有政治优先级。由此看来，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下滑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犹豫，因为沿线国家的经营风险较高。

此外，尽管政府可以借助优惠贷款鼓励国企投资“一带一路”，民营企业的反响却不甚热烈。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认识更为透彻，并且由于不能享受国企专享的相关政府保障，它们对相关投资的态度更加谨慎。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之一是在机遇和风险达成一定平衡的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基于中国海外投资指数，图中右下象限是我们定义的“高机遇、低风险”国家。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脱颖而出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具有突出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具备高机遇、低风险的投资环境。“机遇”得分较高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点：经济增长强劲、出口制造业前景良好、欢迎外资（在马来西亚，数个中方投资的基建工程已落地实施）。

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属于“高机遇、高风险”。想投资当地市场，企业必须采取措施管控投资风险。

中国ODI在2017年的大幅下滑不大可能成为未来的趋势。2016年，ODI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9%，远低于美国(28.9%)、日本(27.6%)和德国(57%)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ODI还有充分的增长空间，而且近年来推动中国ODI增长的因素（包括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收购技术、品牌和资源的愿望）并未改变。我们预计2018年中国ODI（按国际收支法计算）将恢复增长。

不过，我们恐怕也很难看到ODI重现2016年的繁荣景象。中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对于ODI的监管，未来几年会继续高度关注资本大量外流引发的风险。我们预期中国信贷环境的收紧会加大企业融资难度，这将促使企业转向融资仍相对便利的行业（如“中国制造2025”或“一带一路”倡导的领域）制定相应投资计划。

国有企业仍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但民营企业在推进海外投资上会发挥重要作用。归根到底，从固守国内市场到打造国际品牌的转变需要像阿里巴巴、华为和腾讯这样的民营企业。而中国企业在电动车、金融科技和可再生能源的世界领先优势预示着它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