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最后一个季度以及全年整年GDP的数据，同时发布的还有包括工业产出、零售销售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一些主要经济部门运行数据。最吸引眼球的当属全年GDP增速终于跌破7%，创下了6.9%的25年新低。

这似乎进一步坐实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甚至有一些博眼球的评论人士称中国经济“实际”增长只有4%。但有意思的是，当天中国股市反而出现了强势反弹，一扫一月份以来的阴霾，上证综指又回到了3000点以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此前对于中国经济放缓的预期始终笼罩市场，导致投资人早已经将这一经济数据表现考虑在投资决策之中，甚至做好了数据比实际数字更糟的心理准备。因此在数据公布后出现了典型的市场“买预期，卖事件”的特色，反而出现了走势的反转。

其次是不少人对于中国政府在今年内迫于压力出台更多刺激政策的预期明显高涨，尤其是除了货币政策的继续宽松之外，已经有分析师预测可能会出台一些直接的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了。而这一预期也在周二晚间就被部分证明，中国央行当日召开商业银行座谈会后，称对于中期流动性需求，央行将通过分别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操作安排6000亿元以上资金予以支持，并适当下调3个月MLF利率至2.75%。

不过这些措施究竟则多大程度上能够挽回市场信心和对经济形成真正的促进作用非常值得怀疑，因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在表面上是需求不足，但实质上是经济结构深层次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水涨船高，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已经过半，使得前期主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红利带动外贸的增长方式无法持续——因为不管是更多人涌入城市生活还是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抑或是受教育程度进一步增加，都指向了劳动力成本增加的结果。

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的主旋律是出口投资导向转向依靠内需，大工业粗放式产业主导转向精细服务业拉动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光靠放宽货币或者财政政策拉动需求的方式可能会在短期有一些效果，但效力会越来越差，并且导致转型过程被认为拉长，反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前景。而中国政府近期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契合目前的经济形势的，因为在这样的变革时期，最有利于经济的行为是主动促进和配合经济结构变化，尽快产生符合新形势下的产能；而不是靠促进对旧产品的需求，人为帮助应当被淘汰的产业继续存活。

简单来讲，目前中国经济目前的“需求不足”只是表象，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供需错配”——这从中国消费者青睐和大量买入日本电器和家用品、欧洲高档服装首饰、澳洲高质量食品与奶粉等所谓“扫货”行为就可见一斑。因此实际需要解决的是尽快建立起符合现在中国消费者口味与需求的产品，淘汰不被市场所喜爱——同时也受到劳动力成本高企所限制的低端产业。而供给侧的主要要素就是——创新、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供给侧改革的精髓在于实现这些输入要素的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和生产的效率与质量。

事实上，这一类改革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发达国家一度陷入滞涨，即经济放缓后的一系列需求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无效——只造成了过高的通胀，出现了低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出现的奇景。而英美两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类似的经济治理方式，分别采取“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其改革核心理论依据就是“供给学派”提供的改善供给面组合，而非需求面简单刺激的经济政策。

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自2014年开始进入非常明显的放缓和转型之后，目前的绝对经济增速依然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如果能在未来五年内能保持在6%以上的平均增速的话，依然将对世界经济的增速做出巨大贡献——不仅增速可能是世界总增速的两倍，提供的增量也会达到全球总增量的三分之一。

因此，现在过于悲观显然言之过早，包括IMF首席经济学家Maurice Obstfeld也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但这早已在预料之内，并且认为近期的市场反应明显过度。不过了解应该如何改革并不等于就能够成功完成经济政策的变革，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证明了自己根据国情与国际环境做出正确经济决策并在贯彻执行后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能力，但历史并不等于未来，对中国经济我们依然应当持有谨慎乐观——但可能谨慎的程度要更多一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