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成立不到两年，国际社会的反响总体很好。有观点认为亚投行打造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承诺是真诚的，该机构也认真践行“精干、廉洁、绿色”的业务理念。但是，总有一些杂音；听得最多的说法是，亚投行是中国的政策银行，服务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是真正的国际组织。

这些人这么主张，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是亚投行的倡议者，也是主导者。中国出资额占到亚投行法定资本的30％，投票权占到总投票权26％，对重大决策事项具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但是，仅凭这些能说明亚投行是“中国的银行”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有三家国际经济组织，其中两家即世界银行和IMF需要成员缴纳股本，美国在这两家是绝对的一股独大。再看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下，共有“一大四小”五家银行，美国在其中三家长期一股独大。这些都是事实，丝毫不影响这些机构成为国际组织，而不是美国一家的机构。

而且，这些机构近年来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方向进行股权改革，但作为大股东的美国不情不愿，甚至阻挠改革落地。一个典型例子就是IMF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没有亚投行成立带来的压力，这项改革迄今还不知能否实现。

对比之下，中国推动亚投行成为国际组织的诚意更加凸现。中国出资最多，唯一的目的是把机构建立起来。只要有人愿意入股，中国愿意把自己的股份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倡议阶段中国愿意出资50％，后来降到30％的原因。中国之所以“一股独大”，是因为亚投行执行“域内外有别，以GDP为基准”的股本分配公式。这些股权分配和投票权制度安排，鲜明体现了亚投行的国际性。

亚投行的国际性还体现在日常业务和项目实践中。我有幸参加了两届亚投行理事会年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巧合。例如，在去年6月北京首届年会上，亚投行宣布下一届年会在韩国济州岛召开。但不久中韩关系就因为“萨德”问题陷入僵局，这并未影响在韩开年会的计划。今年6月济州年会最终很成功，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还亲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据说这是文总统在国际场合的首秀，如此礼遇在一个多边开发银行年会上并不多见。在文总统眼里，亚投行不是某些人担忧的“中国的银行”，而是服务于区域互联互通的国际组织。

在中韩关系陷入僵局时，中国没有打亚投行牌，韩国也没有抵制亚投行。这体现中韩两国政府的理性，也体现亚投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中立性。而且，亚投行正在为改善中韩关系注入正能量。美国、日本的一些人如能抛开对亚投行的成见，亚投行还将成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推进器。

在济州年会上，亚投行宣布第三届年会在印度孟买举行。巧合的是，一周后又发生了中印边界对峙事件并持续至今，被媒体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界冲突”。这会不会像“萨德”影响中韩关系那样，对中印关系造成重大冲击？这还有待观察，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印关系走向没有影响亚投行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我举两个例子：在6月济州年会前夕，亚投行决定向印度基础设施基金投资1.5亿美元，这是亚投行的第一个股权投资项目，意义重大；7月初，亚投行又批准了对印度的3.29亿美元贷款。亚投行明年在印开年会的既定计划，也将不会受到中印关系走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