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尼克松时代美国财长康纳利的这句话至今仍没变。

　　11月以来，美元强势回升，美元指数一度跃升至102上方，创14年来新高。这是自2011年以来，受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元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美元开启的新一轮升值周期。另外，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宽财政+紧货币+逆全球化”的政策组合，令美元指数于近期达到阶段性峰值。

　　与此同时，全球股市、债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普遍下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大规模资本外流的问题。大量国际资本原本以不同形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集聚在收益率较高的房地产或股票等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不断高企。由于本国货币不是国际本位货币，存在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等问题，一旦遭遇美元升值等国内外政策环境逆转，先前流入的资本将迅速撤离，从而引发资产暴跌、汇率贬值、股市下跌等一系列负面冲击，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

　　美元升值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理论上有诸多解释。其中，根植于现行的、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内在缺陷，被普遍认为是主因。该体系下，一方面，美元拥有超额铸币税的独享权、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一票否决权、不受约束的货币发行权等“超级霸权”和“超额收益”；另一方面，美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只考虑国内需求，并未兼顾其他经济体的现实情况，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只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被动调整，以避免受到过度风险的冲击。可见，这种不对称、不平衡、不具代表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不符合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格局，而且具有较强的内在不稳定性。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新兴市场国家遭受负面冲击、进而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反向影响的“回溢效应”明显增强，迫使发达国家开始注重自身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双向反馈等问题。但就目前来看，美元升值所引发的潜在风险以及“美国感冒，全球跟着吃药”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风险的源头问题，恐怕需要彻底重构当前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在此轮美元升值周期当中，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并不大，而且人民币并不具备长期大幅贬值的基础。但是，如果无法在短期内有效控制大规模资金流出，打破人民币对美元的单边贬值预期，由预期的自我实现性而非基本面所引起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为此，需要加强政策沟通、适度实施资本管制，并时刻保留入市干预的权力，多种措施并举，进一步稳定汇率，以减小波动、减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