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岩：比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更接近现实的是，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将会以物质力和行政资源调动力进行区分。

2016年4月27日，对于教育资源一向贫瘠的通州来说是个改写历史的大日子。

这一天，北京二中、首都师范大学附中、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理工大学附中4所名校通州校区正式揭牌，这让原本只有一家潞河中学的通州区示范校资源大增。

而在同一天，一个似乎完全不搭界的消息，恰在四所示范校落户通州的同时也传了出来——美国第74届雨果奖初赛结果公布，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叠》入围。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横跨千里之外的两个领域，一个描绘着通州的未来，而另一个或许正在指代北京东西两个城区的未来。

这篇《北京折叠》的指代性，强到一名北京市属公务员在网上刷完这部小说后，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真实感这么强）也能算是科幻吗？”

《北京折叠》的情节并不复杂：22世纪的北京被分成了三层空间，不同的人占据不同的空间。第三空间是处理垃圾的工人，第二空间是中产阶级，第一空间则是当权者。每48小时作为一个周期，按照不同比例分配给不同空间，越上等的人不仅有更优渥的生活，也拥有更长的时间。

小说里，身处第三空间的主人公老刀为了给人送信，在三个空间里来回走了一趟，他看到了第一空间的小姐对第二空间才子的背叛，也见证了从第三空间爬到第一空间的人，并受到了他所提供的恩惠。在穿越过程中，老刀经历的一件件平凡小事，刻画出不同空间里人们截然不同的生态。

夸张一点说，这就是北京在将行政机关迁出北京的同时正在做的一件事：用不同的物质生活标准，分隔开不同的人群。

在北京市属行政机关迁往通州的消息出来后，同时也有一个消息广为流传：北京处在最核心地带的东城、西城两个城区，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合并，变成一个大的“首都特别行政区”。

支持东、西城合并为“首都特别行政区”的理由看起来很充分：与北京其他区县相比，东西两个城区加起来的面积也不过约92平方公里，仅仅相当于朝阳区行政区划面积的1/5。合并起来之后，管理成本更低、措施更高效。从城市的功能定位上，东西两个城区也越来越相似——两个区都已经完全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开发，旧城管理和文化保护是他们在城市管理中最重要的任务。

另外，由于北京市的办公机构多集中在这两个城区，一旦北京市直属机关连根拔起、迁往通州，中心两城区空出了一大块行政职能，就有了更大的合并可能性。

有传言就一定会有呼应。今年年初，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在北京市“两会”上交了一份《疏解非首都功能形势下的旧城保护工作》提案，建议东城、西城区两区合并，建立北京中央区。

当时，有媒体认为这是在政策出台前的“理论预热”，并直接在新闻发布会上询问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最终得到“目前尚无时间表”的答复。

的确，从行政区划上合并东西两城并不难。这种合并对于管理者来说，最介意的就是两个地方：人员的协调，以及对经济收入的影响。

对于所有的行政机关合并来说，最大也最难的痛点就是干部职数的变化。而在2010年，原先的东城、崇文和西城、宣武四个城区用几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合并成了东、西两城，已经有了很充足的并区经验。东西城占地面积不大，常住人口占北京10.3%，而在北京市需要严控的外来人口方面，东西城合计仅占全市的6.6%，远低于其常住人口在全市的比例10.3%。因而合并后即使公务员职数减少，也不会伤及城市管理的最低安全线。

在经济上，根据截止到2015年的统计数据，东西城两个区的GDP占比高达22.4%。作为北京市最重要支柱产业的金融业所占分量最重，东西两个城区诞生了53.57%的产值。不过，东西两城区地方企业少、小企业少，央企多，中央行政机关多的特点，决定了它们虽然集聚了不少高产出的企业，却在税收和财政资源上都不占优势。

在2006年，北京按照城市功能将当时的18个区县分成四个部分，当时的东西城、崇文宣武（即2010年合并后的现东西城）从此被列为首都核心功能区。从这一年起，北京市财政投入城区的比例扭转为50%以下，更多资金投向了远郊区县。

而从今年4月起，全行业“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使得个人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中的财产转让所得税成为北京市税收盘子中唯一大幅增长的项目。而东西城在全市个税的纳税份额并不占重要地位。衡量并区时，“钱袋子”的损失并不会使得北京市觉得肉疼。

所以，如果东西两城区合并，虽然会涉及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却并不难摆平，相反还会带来管理上和资源划分上的诸多方便。

此前，被合并到东城的原崇文区，和被合并到西城的原宣武区，无论机构还是居民，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并区带来的好处。以地铁二号线为分界线，南侧的崇文区和宣武区一直在财力物力上都远逊于北侧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并区后，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共享，财政经费上的陡然宽裕，使得这两个区一下子宽裕了不少。

东西城未来有可能做出的合并，则会进一步促进这些资源的均衡。西城的教育资源和大企业实力胜过东城，而东城的医疗资源和更细腻的城市管理经验则会弥补西城区的短板。

从行政版图上，一直有“共和国第一街”之称的长安街，以及被确定为北京黄金地带的二环以内地区，都将在东西城合并后将彻底由一个行政区直接管理。各类管制事务、外交工作、中央事务频频的这些区域会由此直接减少大量的沟通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

正是因为种种现实上的可能性，使得并区这一传闻久久不能弥散。

不过，东西城区合并的可能性虽然极大，但并不会那么急迫。在通州搬迁大盘子确定之前，北京市很难有余力再同时操持并区的大工程。何况，未来东西城区将主要以中央级党政机关和央企为主，北京市能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更多的只是协调、服务职能。

尽管合并时间表仍是未知的，但并不影响北京市先做一些事情，先行削弱未来并区时可能的冲击。

在东西两城区，生活成本的明显提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2015年开始，大量简易搭建的早市、菜市被陆续拆迁，尽管政府以超市、流动卖菜车来减轻对居民生活带来的不便，但无法改变的是，东西两个城区的居民买菜不方便了，价格更贵，挑选的余地也更小。

从2015年底开始，每天6时至22时，外省区汽车在二环以内严禁通行。二环以内的多条道路上白天严禁中型客车和面包车通行。即使是本市车辆，也难以应对高昂的停车费，使得东二环边上的不少小区出现这样的特殊景观：每天早上七点前，小区门口的车排成长队鱼贯而出，远远早于北京市平均的道路早高峰时间。这是因为过了七点，每辆车就要承担每小时10至15元的停车费。

街道窄小、堵车严重、住宅偏老偏破旧等诸多原因，也越来越给东西两个城区缔造出“长安居、大不易”的高身段。任何大张旗鼓的改变，都不如在生活细节上的慢慢浸润。根据今年的要求，东西城两区要实现人口的单边下降，而这一目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初步成为现实。

而在未来，北京市手里至少还拿着“二环以内收取交通拥堵费”、“政府征收使用老城区平房土地”两张牌以压减人口。而在搬迁通州初见眉目之后，位于二环内的几百个国家级事业单位，也面临着搬迁到城外的极大可能。

长则十年，短则五年，可望而知的是，以二环以内为主的北京市核心城区，将和其他新城、郊区有着明显的分界线——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物质优渥、配套方便、文化场所密集、生活成本高昂。

在作者郝景芳谈到《北京折叠》的创作动机时，她曾带有几分感触地说：我曾经居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我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其他省份的家人孩子，听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感觉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而比郝景芳小说更接近现实的是，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将不会像科幻小说里那样被人为地做出物理隔离，而是以物质力和行政资源调动力进行区分。也许，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