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11月15日）澳储行助理行长Luci Ellis在“斯坦·凯利纪念讲座”（Stan Kelly Lecture）上发表了长篇谈话。在这篇谈话中，她讨论了一个澳洲央行历来鲜少直接提及的问题——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
 
斯坦·凯利纪念讲座是由伯特·凯利为了纪念父亲斯坦而成立的。该讲座每两年举行一次，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经济学会之一。
 
今年四月以来，澳洲的移民政策发生剧变：457雇主担保工作签证取消，186/187雇主担保永居签证抬高门槛，最近维州和新州又相继收紧了132商业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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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澳大利亚的移民引进》呼吁制定一套全国人口政策。
 
这份报告不仅延续了去年的保守立场，更是提出了制定人口和移民政策的“出发点”——本国国民的福利。可以说，这是生产力委员会对于包容并蓄之“大澳洲”（Big Australia）政治语境的全面否定。
 
这一观点的民间支持率也很高。根据知名政治运动家迪克·史密斯支持的一项新的“银河研究”调查结果，澳大利亚人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存在担忧的原因包括：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73％），城市过于拥挤（71％），住房越来越难以负担（63％）。
 
就在“大澳洲”及其相关的移民政策的美好前景遭到前所未有的反思和质疑之时，央行似乎也加入了这场论争。
 
在今年的斯坦·凯利纪念讲座上，Luci Ellis在一篇题为“增长从何而来？”的讲话中，谈论了澳洲在经历了上一轮矿业热潮之后应当如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

 
她先是分析了“房地产热”和“基建热”，表示“被确定为新的‘增长引擎’的所有领域都产生着长期存在的东西——矿山、建筑物、桥梁和铁路”，但是“如果这种繁荣持续太久，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过剩”，“这些部门都不应被认为可无限期地维持增长”。
 
至于其它经济部门，她认为，在矿业热潮期间，由于澳元升值过快，对其它经济领域造成了挤压，即使随后澳元走向贬值，它们也不会很快复苏起来。各个经济部门的强劲增长总是此消彼长的。
 
“从长远来看，增长在哪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很难绕过财政部的同事普遍赞成的‘三位一体’：人口、劳动市场参与度和生产效率。”她说。
 
她表示同意央行行长罗伊2014年发表的讲话，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经合组织国家都要快，主要是移民对人口增长率有较大贡献。

关于移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Luci Ellis说了两方面理由。

第一是移民人口的结构特点。

 
“新进的移民与现在的澳洲人口有所不同。他们通常年龄较小，最小的年龄组（注：15-24岁）更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文凭。这可能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移民最初是持有学生签证，然后留下来。与此相呼应的是，过去几十年，留学产业迅速增长。”她说，“与年龄相同的老年人相比，老年移民平均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他们只是所有移民中的一小部分。新到澳大利亚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实际上高于现有居民，正是因为他们年轻。”
 
她指出，澳大利亚的移民计划从结构上看，至少原则上可以在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
 

新进移民与澳洲居民（不同年龄段，2016）

图表来源：RBA

 
她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更大、更密集的城市中，生产力也更高。
 
“更大的人口中心允许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更多样化，”她说，“有一些行业，甚至是最低级的行业，只能在大城市中存在。 例如，对一个搬运工而言，一个村子对他来说太小了， 即使是一个普通的集镇也不足以维持他的生计。管理顾问、医学专业人士和其它许多职业都是只能大市场可以维持的职业。”
 
今年8月，澳大利亚人口研究所推出了一份题为“联盟党457新政：比你想的更严苛”的重磅报告指出， 2018年3月起，移民新政完全实施后，足以使绿卡发放数量减少到不足现在的三分之一，且由于绿卡通道收窄，取代457工作签证的新TSS签证数量也将锐减。
 
央行官员在这一关头站出来发声，大加肯定移民对经济的长期贡献，可谓意味深长。特恩布尔政府是否会因央行亮明立场而在移民政策改革的保守趋向上做一些回撤？抑或是这本身是澳政府在政策骤然紧缩后发放出的另一种缓解信号？值得密切关注，本网将继续追踪相关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