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世勋：当增长和通胀都处于结构性低点，利率会被拉低至极低水平，一旦发生深度衰退，利率将降无可降。

在整个发达世界，生产率增长都非常疲软。即便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科技界的新发明，每小时产出的增长却令人失望。无可否认，部分国家的表现比其他国家好一些。从2007年到2014年（这是有可比数据的最近年份），美国的每小时产出增长逾7%，而英国大体上没什么变化，意大利更是下滑了2%。

然而，以各国自身过往历史判断，即便是“成功国家”也是失败的。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黑暗年代——当时先后两轮衰退均引发了严重的、尽管是暂时性的产出下滑——美国从未经历过生产率增长如此疲软的时期。

关于生产率增长疲软，人们提出了许多种解释。其中，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重提“长期性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概念，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则声称，技术对人们生活水平的重大影响已经过去。而以我个人之见，在经历了战后漫长的追补性增长之后，经济正在回归“常态”。

从许多方面来说，萨默斯的观点最乐观。这种观点认为应该提供财政刺激——尤其侧重基建项目——希望增加需求会创造更多供给。然而，其中的风险在于，财政刺激会推升政府债务，却不会为经济带来持续性的好处。这可以参考日本在过去二十年里的情况，以及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出台的刺激举措，后者仅仅引发了房地产的一时性繁荣，却没有为生产率增长带来持续的好处。

生产率低迷会损害人们的生活水平。一旦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21年，比起战后生产率年均增长2%的趋势持续的情况，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会低16%。税收收入、医疗、养老金、工资增长以及所有其他有益于国家福利的因素都会遭到削弱。左中右各路政治家们所许下的承诺都将不得不放弃。

到目前为止，所有提振生产率的尝试都已失败。所谓的周期性经济问题已演变成令人痛苦的供应侧约束。更糟糕的是，旨在提振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的刺激性举措，可能无意间损害了生产率。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也许已无差别地推升了资产价格，损害了资本市场分辨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与缺乏效益的领域的能力。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生产率增速长期低迷，也许正在导致货币政策失去效力。在增长和通胀都处于结构性低点的世界里，利率会被拉低至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这正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状况。然而，如果利率因结构性原因而处于低位，一旦发生深度衰退，利率将降无可降。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货币政策框架有待努力整改。必须放弃各种陈词滥调。在零利率环境下，央行可能要日益密切地与财政部合作，将协同行动的需要置于独立自主的意愿之上。通胀目标制或许必须放弃，也许要由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目标制代替，如此一来，可以通过努力提高通胀、提升名义GDP并抑制越来越难承受的债务水平所带来的风险，来应对实际经济增速的放缓。

不过，除非央行能够令人信服地展示其不仅具备提高通胀的意愿，也具有达成这一目标的能力，名义GDP目标制才会奏效。到目前为止，它们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成功。如果生产率增速真的长期处在低水平，人们将不得不放弃生活会越来越富足的期望。如果经济已是困难重重，政治最终也会寸步难行。

本文作者是汇丰(HSBC)高级经济顾问，著有《货币放水的尽头》(When the Money Runs Out)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