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困境，必须实施大规模结构性改革，但过去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中掺杂过多的“逆周期性政策”。

在全球经济的一片萧条声中，G20首脑峰会即将拉开帷幕。一如既往，本届峰会的主题仍将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体经济的慢速增长已经进入了第九个年头，这已经超出了战后大约7.7年的平均放缓周期，更让大家担忧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经济有明显的复苏势头。

从2016年至今的全球经济表现来看，各国首脑们也很难乐观起来。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出现明显的减速——尽管就业市场表现尚可，但经济增长率今年很可能滑落至1.5%左右的水平，这显著低于金融危机后大约2.5%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在房地产等内需行业的拉动下，保持了高于6.5%的增长，但与去年相比也仍然有大约0.2个百分点的下滑。欧洲和日本经济则陷入惨淡，欧洲经济大约能保持1.5%的增速，尽管与过去几年相比略有改善，但欧洲银行业却已经出现危机前兆，而日本的增长率很难超过1%，距离通胀目标也愈加遥远。

持续的放缓也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谨慎。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来说，尽管“刺激”是面对经济放缓的唯一选项，但“刺激”的规模和决心却开始下降。这是因为，第一，到目前为止，“刺激”的效果存在很大的疑问，以中国为例，“4万亿”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但却没能带来持续性的复苏，且“刺激”的后遗症十分显著；第二，多数经济体似乎仍然没有看到隧道口的亮光，因此也需要节省弹药；第三，大幅度降息和量化宽松，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利差不断收窄，盈利能力下滑，这也带来了金融风险的聚集。

在这样的时刻，各国首脑坐在一起商讨如何应对经济下滑，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但市场却也难以形成有效的预期。一份呼吁各国加大财政刺激、避免竞争性贬值、不具有约束性的联合声明，也的确很难让市场憧憬什么。

从过去一段时间的讨论来看，除去常规性的对经济放缓的探讨之外，有三个议题会成为焦点：

第一，G20的首脑们要为声浪渐起的“去全球化”浪潮而头疼，在英国退欧之后，这股浪潮更加声势浩大，而G20作为全球合作的典范，如何应对这一股新浪潮，将为下一阶段的国际合作铸下烙印。中国作为东道主，必然也要借此机会来阐释自身的道路选择和愿景。从这个角度出发，世界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竞合将很可能主导下一轮的国际形态。

第二，中国将如何应对对于“产能过剩”的全球批评。事实上，中国已经制定了规模庞大的去产能方案，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去产能的进度缓慢却一直存在非常多的批评。但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需要照顾到平衡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等重要的利益关切，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的博弈必定会对世界经济版图造成影响。

第三，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兴市场遭遇了大规模的市场抛售，而目前这一轮抛售似乎已经进入尾声，这有利于增加新兴市场的发言权。但与此相对应，将是美联储加息的推迟和美元的走弱，这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即美元等主要货币一旦走弱，那么新兴市场的出口将面临困难，这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竞争性贬值。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尽管G20仍有可能呼吁避免竞争性贬值，但在经济放缓的当口，难以奢求大家“自律”。

但回到最终的问题上来，谁都知道，解决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困境，必须要实施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但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中如何掺杂过多的“逆周期性政策”，似乎难以达到合意的效果。具体而言，现代货币和财政政策，强调“逆周期性调整”，即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和货币政策宽松来减轻经济下滑的痛苦，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过度的“逆周期”，导致了结构性改革的走形。比如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必须要伴随大量的低效率产能出清，但如果要保住就业，这些低效产能仍将以各种形式存在，并最终导致结构性改革的“四不像”。当然，这样的状况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强调“逆周期”固然没错，但谁来承担改革代价，却着实让人头疼。最后，我们似乎只能靠着吸食“量化宽松”来缓解自身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