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组建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新研究显示，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22日，中国人民大学新任校长刘伟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2015-2016)发布会”上表示，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是对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新阶段的一个总结和展望，这个主题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

　　   当日发布的报告预计，2015年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9%，较2014年下滑了0.4个百分点，基本完成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预计2016年GDP实际增速为6.6%，比2015年进一步下滑0.3个百分点。

　   　2015年：全面步入艰难期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了《2015-2016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刘元春介绍，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动荡加剧的一年。

   　　课题组认为，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业增速的“破6”，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增长”，GDP平减指数、企业利润和政府性收入的“负增长”，“衰退式顺差”的快速增长以及“衰退式泡沫”的此起彼伏，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于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风险集中释放期。

   　　刘元春认为，随着2季度中国“稳增长”政策的全面加码，中国宏观经济将于四季度短期趋稳。但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不断强化，去产能与去库存不断持续、基层财政困难陆续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

   　　刘元春介绍，课题组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设定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为，2015年与2016年财政预算实际赤字分别为16000亿元与21000亿元;2015年与2016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21:1与6.50:1。预测结果显示，整体经济的困难度比实际增速所显示的更为困难。

   　　2015年下半年在各类“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改变上半年宏观经济快速下滑的趋势，于四季度逐步趋稳。但由于外需持续疲软以及政策刺激效应的弱化，经济趋稳的基础并不扎实，宏观经济总体状况依然疲软。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9%，较2014年下滑了0.4个百分点，基本完成了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为-0.5%，名义GDP增速仅为6.4%，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0.2%，较2014年分别下滑了1.8个百分点和4.7个百分点。

　   　从供给角度来看，在工业萧条的持续冲击下，第二产业回落幅度进一步加大，第三产业逆势上扬，增长较为强劲。预计201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为5.9%，较2014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为8.2%，比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在各类农业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其增加值增速为4.0%。

　   　从总需求角度来看，三大需求都呈现疲软，其中投资和出口增速的回落较为明显。在供求失衡与输入性通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价格水平回落明显。预计全年CPI增速为1.4%，较2014年下滑了0.6个百分点，远低于国家3.0%的政策目标。

　   　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持续，但受到资金内生性收缩的压力，货币供应量与全社会融资增速之间的差额大幅度扩大，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力进一步下滑。预计M2增速保持在13.3%，社会融资总额为151926亿元，增速为-7.7%，“宽货币、紧融资”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在房地产萧条、工业萧条以及进出口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中国政府性收入2015年预计出现-2.2%的增长，政府财政压力全面上扬。

　   　2016年：经济持续探底

　   　“2016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刘元春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3-4季度开始出现。

　   　刘元春同时表示，仍有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将一起决定着本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

　   　这些问题包括，世界经济是否将在2016年出现二次探底?房地产投资是否会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转?中国的债务重组是否能够缓解企业的债务压力?中国存量调整是否能够大规模启动?增量扩展是否足以弥补不平衡逆转和传统存量调整带来的缺口?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并有效化解“通缩-债务效应”的全面显化?新一轮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构建?等等。

　　   刘元春说，2016年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面临两大类风险：一是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二是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各种冲击和系统性风险。

　   　“因此必须对于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4大问题进行高度关注。”刘元春说。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经济探底与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本质性的区别。”课题组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课题组预测，2016年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艰难的一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进一步回落，微观运行机制将出现进一步变异。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存量调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扩展带来契机，从而为2017年经济周期的逆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础。

　   　在具体指标方面，预计2016年GDP实际增速为6.6%，比2015年进一步下滑0.3个百分点，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仅为-0.1%，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6.5%，较2015年回升了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增速为5.4%,较2015年进一步回落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小幅回落，增速为8.0%。

　　   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落，增速估计为9.6%，但考虑价格效应，实际增速与2015年基本持平。2016年消费依然平稳，增速估计为10.3%，较2015年略有下滑。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传递，新兴经济体动荡的加剧，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的乏力，2016年中国外部环境持续低迷，但由于基数因素，全年贸易增速将出现反弹。预计2016年出口增速为2.1%，进口增速为1.1%。贸易顺差为37892亿人民币(5829亿美元)，较2015年仅增长5.1%。

　   　随着全球需求的低迷、超级大宗商品周期的持续以及各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输入性通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叠加内部需求的下滑，将使2016年价格水平保持较为低迷的状态。预计CPI为1.3%，PPI负增长明显收窄，GDP平减指数为-0.1%。

　   　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预计2016年在基金收入持续恶化的作用下，政府性收入同比仅增长2.1%。

　   　再定位宏观经济政策九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刘元春说。课题组为此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建议：

　　   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在大停滞和大分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的总量性过度下滑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近期出现的“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必有必要性。

　   　从战略层面看，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2016年应当借助经济探底的契机，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寻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并根据该突破口来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寻找改革的可行路径。

　   　高度重视2016年面临的两大类风险和四大核心领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率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建议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元左右，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

　   　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在宏观经济探底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从明确“稳健定位”转向“适度宽松”，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扭转目前内生性回落的悲观情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强外部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应对未来两三个季度波动的核心。坚持“财政挖渠，货币放水”的原则。

　   　金融改革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正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速推进。

　   　调整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防止部分区域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新一轮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线库存过高的城市出现局部房地产崩溃的问题。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应当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

　   　随着宏观经济调整探底过程展开，经济下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低度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放松就业约束的必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