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满头银发的英国绅士叫做George Benney，他还有个别致的中文名字，叫做“左拜年”，是中共前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给他起的名字。那时候他在中国天津的凯悦（Hyatt）酒店当总经理，和李瑞环先生交情很好。他回忆，1986年凯悦集团正式进入中国，第一家凯悦酒店开在天津，当时还是天津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就在这里办公。“李瑞环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他，我觉得他应该还记得我。他有一个大玻璃茶杯，是Robertson牌子装果酱的瓶子，他永远用这个杯子喝茶。这是英国的果酱牌子，所以作为一个英国人，我总是拿这个跟他开玩笑。” George说。

尽管他在中国管理了那么多年的酒店，可George Benney可能不知道，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用大玻璃瓶子当茶杯的习惯。从90年代凯悦集团在中国开办的第一间凯悦酒店，到现在富华集团收购了墨尔本柏悦酒店，这样一个英国人，在几十年的酒店管理生涯中，不知不觉的见证了中国几十年的巨变。

墨尔本拜月的“老船长”

对于中国人来说，“凯悦”（Hyatt）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这个跨国连锁酒店集团，是世界十大知名酒店品牌之一，旗下的“柏悦”（Park Hyatt），“君悦”（Grand Hyatt），“凯悦”（Hyatt Regency），“凯悦嘉轩”（Hyatt Place）等等，都是上乘品质酒店的代名词。比如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巴黎柏悦酒店、香港君悦酒店、东京凯悦酒店、新加坡君悦酒店，都曾被评为五星或超五星。

将维多利亚风情与现代化建筑风格完美融合的墨尔本地标性建筑柏悦酒店（Park Hyatt Melbourne）坐落于市中心商务区Parliament附近。旁边澳大利亚最高的教堂——圣巴特利爵主教座堂（St Patrick’s Cathedral）——与它相呼应，优美程度几近融为一体。柏悦酒店被菲兹洛伊花园（Fitzroy Gardens）和财库花园（Treasury Gardens）环绕，让客人们感觉，虽然身处闹市，却远离喧嚣。似乎柏悦酒店不仅仅是一栋高楼，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鸟语花香。

富华集团于2014年初完成了对墨尔本柏悦酒店的收购，并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于当地时间6月30日在柏悦酒店举行了正式的交接仪式。这是富华集团首度进入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也是其海外扩张战略迈出重要的第一步。在凯悦集团供职多年，也在中国的酒店领域度过无数个春秋的George Benney，成为了富华集团在墨尔本的业主代表，也是为富华保驾护航的人。

尽管18岁的时候George从英国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他身上的老派英式绅士作风还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幽默感也像一道魔法似的，总让他身边的气氛很轻松。George进入酒店行业，据他说，是一场意外。George曾经是酒店的侍者，跑腿、拎包什么都干，是一份假期工。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觉得这份工作很新鲜，像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决定，他应该在酒店服务业试试看。那个时代，酒店管理还不是一个热门的学科，George和许多人一样，没有在大学专门学习，但是早期的经历让他逐步摸清了酒店工作的门道。

对于管理学，George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认为他是一个注重结果的管理者。“我也常常听到人们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尽管我自己不大这么觉得，”George说。“澳大利亚的工作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不同，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亚洲文化。亚洲文化比较倾向于——‘谁是老板就听谁的’，不反对，不质疑，而在澳大利亚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英文里有一句俗语：My way or the high way。意思是“我说一不二”，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态度。而George认为，这句话用来管理酒店是不行的。“不不不，这不是我在中国工作时的管理风格。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习惯，所以你必须把耳朵竖起来，听。我的团队永远是我汲取关于当地知识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尽管我知道，决定必须由我来做，但是每个人都应该觉得这个决定是OK的。”

作为富华集团和凯悦公司的墨尔本代表，George的工作主要负责维系集团的利益，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面对过无数风浪的老船长，为每一次新的航行担任顾问。墨尔本的柏悦是富华集团的第一项海外收购，意义重大，George被派过来作为大总管，不仅承担着责任，还有集团对于他多年丰富酒店管理经验的信任和信心。

“富华集团对柏悦有着巨大的信心。目前凯悦公司与富华集团正在筹备即将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开业的柏悦酒店，这两家商业巨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富华集团给予新的领导团队充分的信任，” George说。“巧合的是，正当富华集团收购柏悦的时候，凯悦公司也正在向全世界范围推广他们的‘你好’项目。凯悦公司印制了中文的宣传单，聘请华人员工，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市场。最初我就认为，凯悦在欧洲、美国、澳洲等地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但是在中国还有开发的空间，所以我们会进一步把市场的侧重点转移到中国和亚洲地区。墨尔本柏悦一定会和富华集团其他产业保持一样优异的品质。”

“危机四伏”的总经理道路——“我们偷了一架直升机才得以逃离”

GeorgeBenney似乎总是“运气不佳”，就是到哪个地方当总经理，哪里就出乱子。虽然有时候过于惊心动魄，但也无形中造就了他坦然面对各种危机的能力。

George刚刚加入凯悦的时候，公司规模不大。27岁的时候，当年误打误撞进入酒店行业的他成为了凯悦集团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之一，而George的第一个总经理职位，是在动荡的伊朗。“可能是因为没人想去伊朗吧，可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必须去。”1979年，George Benney被委任到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出任凯悦的总经理，就在这时候，伊朗革命爆发了。

“如果你看了电影《逃离德黑兰》，你就知道我们当时在伊朗发生了什么。电影百分百还原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George平淡回忆着，好像只是在叙述电影情节一样。“就在圣诞节之前，我早晨起床，发现保卫酒店的军队——坦克、士兵——都不见了。”就在George感叹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时候，酒店的员工爆发起义了。

“后来我们偷了一架直升机才得以逃离。我认识几个英国的飞行员，他们都是给石油公司工作的，但是当时石油公司已经被迫关闭了。我给他们打电话，圣诞节前夜的凌晨五点，他们到酒店接我，我们躲过几辆坦克，偷了架直升飞机，就撤了。” George说。

“说到危机公关，我觉得这就是看你怎样面对问题。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生活就像是个网球，你永远不知道它从哪里打来，你能做的就是选择怎样打回去。当我在伊朗的时候，我还年轻，并没有太多的经验，我甚至觉得自己挺不过这一次了。我不能事后诸葛亮一样说我很有经验面对，我其实并不太有什么计划，只是本能的处理。不过度紧张，倾听，观察，理解，自己镇定，也去抚慰别人，特别是在那个动荡的伊朗，尽管最终酒店被员工和当地人给占领了。”

他碰上的大麻烦并没有在伊朗终止。在印尼首府雅加达，除了无数次劳工抗议，George还碰上了员工大罢工。尽管如此，在四年的时间里，他成功把酒店餐饮收益提高了36个百分点，并且在最后的12个月里把酒店的入住率抬了8个百分点。

有人说，George Benney像是酒店行业里的米达斯——希腊神话里能点石成金的人。比如，在澳大利亚珀斯的凯悦酒店，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这间低于标准线的、入不敷出的酒店，变成了投资回报率超过12%的高品质酒店，把酒店的价值整整翻了一番。

George有个信条，那就是，他建议人们，“尽量做对的事情，而不是把事情做对”。他说，领导力是关于怎样团结所有有能力的人，倾听他们的意见，最终弄清哪条方向才是最正确的。“有时候你必须得武断一点，明确的说‘停’，‘你不能这么做’；而当你有时间时，你则应该倾听、理解，然后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特别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工作的时候。比如我在中国，就不能够这样或者不能够那样，因为那里的人们的经历和期待是不同的。”

中国巨变的见证人

“30多年前，刚刚到天津的时候，我以为我来到了一个军事基地，因为所有的人都穿着类似于军装的绿衣服。”

这是George对于90年代他刚刚到天津凯悦上任时的最初印象。1986年他被邀请到中国去组建凯悦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酒店的管理团队。那个时候，还是有许多进退两难的境地让他手足无措。他认为中国当时的酒店行业还处于非常早期的状态，因为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我是酒店的总经理不假，但不幸的是，30年前，我还没有办法决定员工、采购和金融方面的事。”

“当我于1988年离开中国时，我说我绝不会再来这个国家了。我说的是那个很老很老的中国。” George说，但是2011年，离开了超过20年之久后，他又回到了这里，担任北京丽晶酒店的总经理。还好，这一次，他没有触发什么大罢工之类的。

“所以我认为，之所以很多人欣赏和感激今天的中国，是因为如果你知道30年前它的样子的话，你就明白这个变化几乎是疯狂。我的大女儿1988年出生，很多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如果我问你，你要不要移民去北朝鲜，你肯定说不。我向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脱帽致敬。”

“未来中澳间的联系将是非常强大的，两国的领导人和商业领袖、精英们都立志要携手走向更好的明天。澳大利亚人会更加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我对两国的未来非常有信心。我听说好像有十多万中国留学生来澳大利亚留学并留在这里。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它不会把不同种族文化的人拒在门外。” George说。

“我1970年来到澳洲，那个时候的澳大利亚是非常‘澳大利亚’的，甚至我作为一个英国人都会遭到歧视。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路程。像我爱人就是印度尼西亚华人。有时候你会从媒体上读到一些澳洲人不欢迎中国投资的消息，这实际上毫无任何意义。举例来说，二战之后，美国来这里投资，澳洲人就反对美国；在80和90年代澳洲人又抵制日本的投资，现在又是中国。这说明不了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