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率的“新常态”，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并应对经济的放缓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主题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们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自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由2001-2011年年均增长率10.63%减缓至低于8%，2014年增长率为7.3%，达到近20年来的最低值（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这些宏观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1）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究竟是暂时的还是的确是向所谓“新常态”过渡的标志？中国经济奇迹只是打个喷嚏进入一个小低谷（须知中国经济在2012年之前低于8%的年份还需要追溯到1999年宏观经济完成“软着陆”的调整阶段）还是由此进入稳定的调整期？

（2）如果是暂时低谷，如何调整才是最有效的措施？

（3）如果转向平稳调整，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否已经被彻底透支，无法在未来重新实现高速增长？

（4）如果中国经济依然存在潜力，那么如何发掘这些潜力？有哪些因素会限制这些潜力的发掘？如何突破这些限制？

（5）如果的确进入一个较低增长率的“新常态”，政策调整势必要面临中国经济的放缓会带来的并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这些后果会有哪些？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实质上就是：“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经济现状的真相是什么？中国经济最正确的措施应当是什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诊断需要在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中获得更多的事实并加以更确切的判断。而对中国面临问题的支招则需要在辩论中认准问题所在和轻重缓急。

1.旧事重提：“林杨之争”

“林杨之争”是2003年中国加入WTO两年后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一次集中辩论，辩论双方针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判断、增长动力来源、潜在约束以及破除约束的办法有较大的不同意见，1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成为证实和证伪当年辩论双方判断的最好素材，而他们尚未被验证的判断与分析至今仍极具启发。

作为问题的提出者，Jeffrey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2003）在一个及其宏大的视角下表达了对中国经济长期绩效的忧虑：由于缺少宪政约束，中国的精英阶层难免陷入到国家机会主义的历史怪圈中，精英阶层在经济发展中获取短期剩余，而于长期反成为发展桎梏。杨小凯在其《中国百年经济笔记》更是具体的讨论了中国从晚清至20世纪末屡次国家机会主义的具体形式：“洋务运动”的失败，民国工业化的失败，毛泽东时代的大工业化及其相随的惨重代价。杨小凯并未否认国家机会主义可能带来的短期绩效，但更忧虑长期视角下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发展“天花板”。

杨小凯等人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非西方国家西方化发展路径的一般命题，更具体的通过中苏两国的发展经历对比予以阐释：和苏联类似，中国在1949年后的工业化本质上是以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为基础对成熟西方大工业分工体系的模仿。这种模仿逻辑上应当是一种制度层面的逆向反求工程：首先是微观组织层面的模仿（从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到大工业体系），其次是机制规范方面的模仿（市场经济和法制），再次是宏观制度的模仿（民主宪政），最后是道德文化的模仿（契约精神等）。这个顺序体现的是模仿从易到难的渐变，事实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快速增长正是快速移植西方成熟的微观经济组织的结果，但当这种组织层面的模仿潜力耗尽而积重难返的整体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向市场经济转轨时，苏联体制在经济危机引发的并发症中走向崩溃。而较之苏联，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毛泽东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促成了地方分权并极大的松动了计划经济国家机器，资源丰富（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农村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地区提供了改变计划体制的最大突破口。这两点优势使得中国能够超越苏联停留在组织层面的模仿而将模仿的层次深入到机制规范方面。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以及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快速的市场化就是这种机制规范层面模仿工程的具体体现。这种机制规范层面的模仿释放的发展潜力远大于之前纯微观组织层面的模仿，但一旦机制规范层面的模仿潜力也被耗尽，能否突破宏观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发展瓶颈就影响巨大了。他们的担忧之处也在于：如果中国的改革止于市场改革，那么宏观政治制度最终会影响长期发展应当达到的潜力上限。

林毅夫（2003）质疑了Jeffrey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2003）中关于“英美民主”应当是中国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长期绩效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论断。“比较优势”禀赋的充分利用与新技术的学习与引进是长期发展的保障，“二战”后大量后发展国家的具体例子表明民主是发展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韩国，新加坡，台湾的经济奇迹都发生在非民主的制度环境中；印度也并非因为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而快速增长。在政治制度层面，杨小凯等所强调实质在于权力的制衡而制衡的形式是多样的，而且制衡的力量来源在于经济发展中充分发展起来的社会集团并非特定的制度形式，英美民主并不应放之四海皆准。

“林杨之争”中：杨小凯等提出了一种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经济体发展模式的一般性假说，林毅夫则指出这种假说忽略了一些关键性条件，导致“英美民主”是救世良方的有偏论断。“林杨之争”发生之初，上行阶段的中国经济环境下，林毅夫的论断给时人以信心，而至今十二年，当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杨小凯等提出的假说在此背景下则变得更有意义。

“英美宪政民主”是否应成为改革目标目前无法被事实验证，且诉诸“宪政民主”仅仅是杨小凯等人的政策建议和分析结果，远非他们的逻辑分析的核心环节。杨小凯等人的逻辑分析中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如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问题？而杨小凯等人则将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归因于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所以杨小凯等人的终极关怀是如何解决制度层面长期持续的创新激励问题。

这个问题是独立于他们自己所提的解决方案的，林毅夫（2003）的回应同样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杨小凯等开出“宪政民主”改革的方案的逻辑在于：因为英美的宪政民主体制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持续创新的制度母体，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在机制层面上能够引导和激励个体创新，在宏观制度本身层面上又可以实现内生的自我创新。而专制体制下的后发展国家即便能够通过大量模仿引进现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科学技术和先进组织管理经验等）甚至接近达到技术前沿，但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展国家的模仿空间已然耗尽，而自身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就会陷入经济停滞。这是一家之言，虽未被事实证实，但同样也没有被证伪。

林毅夫（2003）提出的通过经济发展中充分发育的社会集团改变社会结构形成合理的权力制衡格局并由此取代杨小凯等所提出的向英美民主靠拢的方案则是对杨小凯等改革方案更合乎实际的替代。在发展方案上，林毅夫（2003）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这的确是备选的发展方案之一，但长期来看这一观点面临种种逻辑漏洞：比较优势理论本身无法解释台湾韩国为何在五六十年代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而非更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最后取得成功；比较优势的视角过于静态且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并不包含如何解决自身创新能力的问题；比较优势所建议的后发展国家的通过技术引进替代技术创新实现快速发展的方案忽略了如何将引进技术内化为本国创新能力的中间环节；比较优势理论将国家与政府的组织能力视为一种外生给定的因素，但问题是长期视角下，国家能力本身也是在和宏观制度的互动中内生演进的。

“林杨之争”是一个开放的辩论，具体的结论并不重要，具体解决方案所依赖的想象力与实施所需要的现实环境总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丰富，但此争论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却是一个需要持久对待和追踪思考的对象。而时下关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辩论与思考仍然必须直面“林杨之争”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

2.瓶颈在哪里？

2.1政治瓶颈

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政府的作用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国经验的确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总体社会实验的经验积累过程。政府的的角色定位、作用发挥也一直在变动。

首先是“分权问题”。“地方分权”经常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因素被讨论，但“分权”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带来正面的结果。张军在其《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做了详细的阐述：“许成钢的解释是，驱动增长的不是North讲到的那些制度，这些制度在中国不是现成的(驱动增长的制度其实是向地方分权（regionaldecentralization）的制度。‘财政联邦制，中国特色’（fiscalfederalism，ChineseStyle）自分权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动之中，但地方政府的增长激励为什么几乎不变？中国的财政分权之所以产生”趋好的竞争“，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财政分权的同时维持了政治的集中和奖惩地方官员的能力。这个简单的思路可以把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概括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结合。问题恰好在于，这个‘趋好的竞争’和‘趋坏的竞争’在中国似乎是同时出现的，只是在经济转型的早期，来自分权的收益更大。但是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分权的外部成本递增得更快了。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宏观调控的失灵、司法的不公、地区差距的扩大、对环境的破坏、‘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忽视基础教育、卫生保健支出等都是人们用来描述转型和增长中的那些可以称之为”趋害的竞争“的现象。目前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与有效的市场体制的培育有着内在的矛盾。换句话说，这种激励模式与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所需的政府‘多任务’（multi-task）的职能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使得行政与财政分权可能无法确保市场维护的持久的合理激励。”

其次是政府规模与决策效率的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取舍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姚洋老师主张在政府的简政放权和扩大性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更有效调和手段：“目前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太大，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达60%，地方政府则拥有融资平台。政府有选择的、效率优先的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且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本身的转型，去行政化，实现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简政放权很重要，把事前审批简单化，利用之后的监督惩罚，让市场自身的淘汰机制发生作用。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正在热议的结构失衡也与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有关。更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亦有利于民众福利的改善，及化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压力。因此，民主的扩大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步骤。”

张军与姚洋老师的观点一定意义上和杨小凯等人的观点相呼应，与杨小凯等人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相比，两位老师的观点更加渐进和温和，针对可能构成瓶颈最直接的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逐渐扩展到全局，在操作层面较之杨等人的观点更为切合现状。

2.2经济瓶颈

在对未来中国在具体的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可能遭遇的瓶颈上看，多位学者的关注点聚焦在：能否建立真正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否成功合理升级现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要素配置结构，金融体系和人力资本状况）？

首先是所有权方面，有学者认为：“只有突破制度限制，建立真正的私有产权制度和法治，才能够大规模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保障民众合理的激励，尤其是创新和创业激励。”也有从公平竞争方面谈的，“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过多过深，不能保障公平竞争，反而是阻碍。因此说要靠法治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约束公权力防止其滥用，保护知识产权。”更有人提出，“制度不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本质是制度陷阱。”

其次在工业产业结构上，张军在《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一文提出：“主要由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以来反而下降了。平均来看，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比要素配置效率要大，而劳动投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的增长贡献则小于要素配置效率。结构红利在中国工业改革中确实存在，既体现出由高到低(甚至为负)随时间而下降的共同趋势，也表现出轻工业组优于重工业组的行业个体特征差异(即酵母和蘑菇效应)。”

金融体系的缓慢转型同样制约着中国的发展，钱军辉教授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转型缓慢的金融体系，要实现可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和转型，提高这个国家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阶段，投资的机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主导我国金融体系的国有大银行偏重于重资产行业，而高端服务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体系转型无法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金融体系的转型应由发挥市场作用，发展民营中小银行，缓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此外，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加大股权融资力度。”

在人力资本的储备和转化方面，中央党校郭强老师认为：“中等收入阶段，增长的主要来源应该是人力资源提升。中国做对了的是高考扩招，做差的是没有认真做职业教育。人力资源提升是扩大消费贡献比重的根本。”

2.3社会瓶颈

经济增长中悄然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由此滋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同样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隐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谈到了腐败和阶级固化问题：“经济繁荣期腐败的影响不是很明显，甚至被认为会推升经济消费。但是如果经济逐步进入正常的非快速发展阶段，腐败就会出大问题。而且腐败容易形成阶层固化以及群体腐败，长此以往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不足，阶级固化问题不容忽视，应改善晋升机制，重视人才，不论出处。此外，要加强社会公平性的建设，以及安全保障的建设，比如社保和养老，比如住房。当生存压力减少，创造力和劳动力动力才会得到发挥。”

2.4价值观念瓶颈

经济发展，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分化，左中右各种社会思想流派都依托各自的社会集团开始流传和对垒，改革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念同样是一个多元分立的时代，而这种缺乏社会共识的思想局面同样使得未来改革面临缺少社会共识的隐患。张斌老师指出：“反腐把大批高官拉下马，可见利益集团并非牢不可破。缺少观念支撑，利益勾兑出来的集团在政治高压下不堪一击。对于宏观层面的改革政策，比利益集团更强大的是价值观。价值观有很多种区分，左对右，社对资...研究当前中国问题，一种有益的区分是物质价值观和后物质价值观。更看重投资和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粮食安全，强大国防，那是物质文明价值观。更看重个人权利，言论自由，人与人的平等地位，美丽城市和乡村，更靠近后物质文明价值观。物质文明价值观在中国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保增长，保指数，保汇率都依托这个价值观。但时至今日，这种价值观正在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瓶颈。后物质价值观强调的那些理念，对经济体系而言是更多容忍市场波动，经济增速慢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更重要的是公平，个人权利和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正在取代资本积累，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的脚，不能全踩在物质文明价值观上。经过30多年的收入增长和新一代年轻人后物质价值观的更高认同，政府最起码也要脚踩两只船，才不至于违背潮流。”

3.路在何方？

针对上述的各种瓶颈，中国经济未来向何处去？改革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一揽子解决还是分步解决？快速解决还是渐进解决？改革的侧重点应该在哪里？

郭强觉得中国现在的改革速度有些慢了，“有三个重要因素要求中国不能停留在现在的中国模式上，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改革。第一，在政治上，现在的制度无法真正控制腐败；第二，在经济上，现在的制度无法将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降到最小比例（中国很多国企与国防无关且是竞争性行业），无法解决扭曲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本质上是身份制）。这两方面都需要突破当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第三，老百姓越来越不满足于物质小康，对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越来越成为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

张斌认为：“提高社会资本，增强民主问责，改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才能成功升级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改善，使经济增长正向循环运行，最终顺利过度到发达国家。”

王勇提出：“渐进改革能够奏效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足够强势可以做长期的打算，平滑制度改革的成本。所以政府若政治上比较强势，那么最好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若政府太弱，最好尽快一步到位地改。”对于中国来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力量是背后的制度政策的瓶颈约束被逐步放松，同时中国政府政治上足够强势，因此，渐进改革更佳。

对于政府的作用，基于一般性的东亚模式，朱胜豪认为成功的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满足几个必要条件（未必是充分条件）：一是，政府的目标函数应该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即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二是，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和政策工具来实施必要的干预；三是，产业政策干预的形式和幅度应该取决于经济体具体的发展阶段与市场的范围和深度，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有所调整，尤其是，在市场发育足够充分后，政府的功能和本身的定位也要进行适时的转型。因此，产业政策的实施也需要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考量，尤其是需要一个自主有为的政府，这一点在将东亚模式推广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但是制度改革是否真的能加速经济增长呢？王鹏飞对此提出了质疑，“国际研究中发现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但是极端的高税收对经济增长危害很大。各种制度扭曲可以内比为隐形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中的总体制度扭曲应该得到很大改善。这些制度扭曲带来的隐形税，是不是还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作用，有待定量研究。”郭强肯定了改革对经济增长有一次性的提高这一说法，但同时他认为改革是可以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的，“1977以来这种‘一次性’有很多次，累计贡献应该不低于一半（沒有改革增长率不会超过5%吧）。未来十年，中国还有很多‘一次性’效率提升机会，比如土地限额私有化、户籍改革、竞争性领域国企民营化，把握好的话增加2-3个点年增长率应该有可能。”

林毅夫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要谨记没有诱致基础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可能使结果比原来更糟。社会期待的改革经常是社会思潮的产物，而大多数社会思潮事后证明是没有对症下药的，我在马歇尔讲座中专门论证了这一点。克服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倡导深入社会、面对现实的研究方法，不以现有理论、现有发达国家的经验为解决问题的依据、不人云亦云。”

车嘉华对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最担心会出现的问题是Accountability，authority，confidence.短期认为國家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产业政策。而是应该（1）逐步大幅提高以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待遇，以此改善收入之不均，并提升國内需求，更为今后的国企改革做制度上的准备。（2）着力改善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及社保养老。（3）whichisrelatedto（2）从根本上改变重商主义的经济发展思维，回到以改善人民生活福祉为出发点，真正认识到GDP增长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福祉的成长，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增长。而有了这些认识，所谓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并不难identity.（4）坚持开放而不能开倒车，开放与外界交流可以保持一个外部持续的输入型刺激。“

如果说十二年前的”林杨之争“更多的是理论性的思辨探讨，中国经济在十二年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成功之处与脆弱之处使得现有学者的讨论更加有的放矢且提出得设想方案也更加合乎中国现状。改革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争论的时代，而实践终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