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无论国际经济或我国经济都进入了发展长周期的重要转折点上，既面临巨大经济紧缩压力，又面临巨大变革发展机遇。在此关键时刻，特别需要我们科学把握经济发展变革的大走势，超越一时一势得失，以巨大战略勇气规避危机和风险，开拓发展新境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判断有一句十分关键的话：“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其中两个关键词“世界经济长周期”与“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世界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认识、新判断，需要我们深化理解。

首先是“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国内一些人并不能科学把握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走势，对经济紧缩压力的相对长期性缺乏足够认识，一看到某些国家如美国经济数据好一点，就以为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另一方面又未能科学把握经济紧缩倒逼下加快酝酿的新变革，并形成明确的战略决断，却纠结于一时的发展速度。“经济长波周期”概念则为我们科学把握世界经济总走势和当前经济形势特征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自18世纪工业革命后，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业革命－市场扩张机理作用下，世界经济经历了数次长波周期：第一长波从1780－1851年；第二长波从1851－1896年；第三长波周期从1896年开始进入上升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转入下降波。二战后，世界经济进入第四长波周期上升波，创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黄金周期，并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为转折进入下降波。期间酝酿了第四次新技术革命，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信息革命为标志进入第五长波周期上升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宣布第五长波周期繁荣期的结束，转入第五长波周期的下降波。这一下降周期将会延续10来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些学者认为第六长波上升期可能会出现在2020－2025年左右。

无疑，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五长波向第六长波过渡的低谷期，一方面是出现较长时间经济紧缩下行态势，另一方面酝酿第六长波上升的新动力。从目前技术革命端倪和世界产业变革总态势看，支撑第六长波周期新繁荣的动力主要是以智能化、智慧化为主要特征的IT技术革命的深化，以及基于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大汇流、大综合形成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这如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现在正处在经济严冬间，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第二是“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中国正处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转向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阶段性转换。这种转换是一次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重构，即要完成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在此转型中，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实现这一历史转变非一蹴而就，从“十二五”开始，可能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对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速成论”要不得，“崩溃论”可休矣。同时，我们面对阶段发展转换带来的压力需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既不可急躁盲动，也不可无所作为。

世界经济由第五长波向第六长波过渡、转换，与我国经济发展由原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转向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转换的过渡转换的交织、重合、相互作用，是金融危机后经济运行的总态势、总格局，其中包含了国际、国内双重挑战与双重机遇。这是我们制定短期政策与长远战略的基本点。

第三，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大阶段转换与世界经济第五长波向第六长波转换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战略思考的总出发点。第六长波繁荣期将会出现在本世纪20年代上中期，延续到40年代初。这一时段正是中国由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定性时段。中华民族复兴不是简单的GDP世界第一，更要在科技、文化、制度、理论等方面建立先进文明形态，取得人类文明发展的先导权。

这种先进文明形态不仅是概念的、抽象的，而是超越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的最符合人类发展本质的全新文明。为此，必须从人类文明进化和科技革命前沿动态出发，全力抢占世界发展第六长波繁荣周期的战略制高点和先导权，能否实现这点决定了中华民族是否真正复兴。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每一长波繁荣期的形态，都代表着那一时段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最高台阶。我们必须面向世界，让世界第六长波助推中华民族复兴，让中国超越式发展助推世界第六长波新繁荣。

无疑，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中华民族兴衰命运之战。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们一方面需要谨慎应对和规避大周期转换中各种矛盾摩擦可能引致的经济社会危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相当意义上是主动规避风险，实现平稳过渡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需要紧紧抓住世界发展第六长波即将形成的繁荣大趋势，科学布局，抢占制高点，取得先发优势。尤其是广东，更需敏锐抓住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的新态势，在开放改革的战略布局上，下好先手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