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责怪外国人。这种策略总是与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相伴。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禁止7国移民入境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保护主义也会有这一点。一丁点事实——恐怖主义和进口对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支撑了一个谎言：我的行动足以保你平安，恢复你曾经习以为常的繁荣。

美国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是制造业就业。最重要的事实是，制造业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持续下滑，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30%左右，降至2016年底的略高于8%。

对于美国（以及其它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就业占比的长期下滑，主要解释是其他领域就业增长。1950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为1300万，而其他经济领域的就业人数为3000万。到2016年底，两个数字分别为1200万和1.33亿。也就是说，从1950年到2016年底期间增加的就业都在制造业以外。不过美国制造业产出并没有陷入停滞。从1950年至2016年，产出增长了640%，与此同时就业人数减少了7%。即使在1990年至2016年期间，产出增长了63%，而就业人数减少了31%。

产出和就业形成如此反差的原因是生产率不断提高。不过没人提出要阻止这一趋势。的确，现在的问题是生产率在近年陷入了停滞：在制造业领域，从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每小时产出仅增长了1%。其结果是就业略有增长。然而这是一个不好的结果：要想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经济需要不断提高的生产率。

从1997年至2005年，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的增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但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缩小后，如今的水平和2005年差不多。如果贸易逆差没有增长，现在的制造业产出可能会大出多少？让我们作一个合理的假设：对附加值的影响是对商品总值影响的三分之二。由此推算，制造业附加值大于当今实际水平的程度可能相当于GDP的1.7%。假设对就业的影响是成比例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会比现在多250万左右。这可能会阻止自1997年以来一半的制造业就业流失，并且把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提高至10%以上。

简言之，2000年代初的贸易逆差增长对制造业就业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但对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的长期下滑几乎没有影响。即使2000年代初贸易平衡保持不变，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仍然会比上世纪90年代末大幅降低。对此，主要原因是需求低迷：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数下滑都出现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2000年代初和2007年-2009年期间。

贸易逆差上升的多大部分应该归因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呢？伯克利(Berkeley)的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得出结论认为，这部分相当有限。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所做的更复杂的分析总结称，对华贸易直接造成1999年至2011年间大约10%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消失。但对企业与当地需求所受影响之间关联进行的分析表明，负面影响远大于此，就业损失在200万至240万之间，尽管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仍然不到2%。

由此可看出两大要点。第一个是，进口带来的竞争影响往往集中于某些地理区域。这对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是个格外重大的挑战。最佳回应只能是这样一套组合拳：帮助受影响的社区产生新的就业来源，同时帮助工人（而且不仅是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工人）掌握技能、从而获得新工作。该策略还必须包括帮助恢复美国失去的劳动力流动性。

第二点是需要维持需求，以此确保在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中，新就业能够替代旧岗位。正统观点是，美国总是可以通过积极地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充分就业。自2000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实验似乎表明，这可能很难实现。正如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论述的那样，某些国家巨大的经常账户顺差迫使逆差国家过度使用金融工具，作为维持需求与潜在产出相符的（最终不可持续的）方式。金融危机证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于顺差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可能起到有害作用的担忧是正确的。

可惜，特朗普和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的政策——零打碎敲的保护主义，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以及消除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障——很可能让不受保护的领域承担巨大成本，同时让支持者更加绝望。特朗普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让制造业重新变成“好工作”的主要来源。廉价的进口产品以及供应它们的能力，也给国内消费者和外国工人带来了巨大好处。

正确的政策姿态应该是主动积极的，而非守势的：它将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它将迫使运行巨额顺差的国家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它将帮助那些遭受不利变化打击的工人和社区，而不是抛弃他们；它将不再责怪外国人“犯下”销售廉价商品的“罪行”。这类政策完全站得住脚。可惜我们不会看到这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