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监管历来就像地震仪的颤动一样不受欢迎。但鉴于地下传来的政治轰鸣声，美国西海岸的一些科技巨头如今似乎愿意设法为自家的业务采取抗震措施。

苹果(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最近就隐私监管问题发表了看法，鉴于Facebook和谷歌(Google)最近的数据泄露事件，这是一个特别及时的表态。库克宣称隐私是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对VICE新闻说：“我不是支持监管的那种人，我笃信自由市场，（但）当自由市场没有带来对社会有益的结果时，你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某种程度的政府监管很重要。”

从库克的话引申开来，在很多领域，由科技造就的自由市场并没有为社会带来多么有益的结果。但很难想象政府怎么可能足够快、足够专业，或者足够全球性地应对最新科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种种挑战——即便政治人士在思想上倾向于干预。或许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对策。

最新一期《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就探讨了科技带来的许多社会挑战。其在一个政治特刊中问道：“科技正在威胁我们的民主。我们如何拯救民主？”简言之：困难重重。

该杂志强调，社交媒体公司由广告驱动的商业模式已经为大规模监控和操纵开辟了道路。机器人可以把自己伪装成人类，并可能从开始就带着算法偏见。难辨真假的视频“深度造假”(deepfake)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但政治只是故事的一半。虽然科技可能带来生产力革命的前景，但它也正在扰乱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零工经济一直在侵蚀劳工权利，将部分劳动力变成了工作不稳定的群体。反垄断监管机构难以摸清亚马逊(Amazon)一类的公司。与其说是某种传统企业，此类数据丰富的平台可能更适合被视为有一个内部交易者的市场。

用波士顿咨询集团亨德森研究所(BCG Henderson Institute)所长马丁•里夫斯(Martin Reeves)的偏理论的话来说，科技公司正在“撞上自己的外部性”。他认为，现在就谁能最好地“裁判”每一项挑战的问题达成一致，完全符合科技公司自身的利益。“在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中赚大钱是个非常糟糕的想法，”里夫斯表示，“我问科技公司的问题是：你们的裁判策略是什么？”

如今科技公司仍表现出散乱的创业企业、而非跨国巨头的思维，对它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此外，不同的挑战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

里夫斯提出，可以从成熟行业吸取教训。例如，美国制药业就得益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事前监管。对新药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创造一种责任共担意识，并保持公众的信任。

当独立专家调查每次坠机的原因和强制航空公司做出改进时，航空安全也得到了极大提升。无疑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专家机构，检查算法“事故”。私营部门监管机构，如标准普尔(S&P)、穆迪(Moody's)等信用评级机构，也在有偿评判其他企业，并帮助创造“信任商品”。它们在金融危机期间做得很失败，但仍可以在金融领域发挥有益作用。

但最有趣的可能性或许在于，由维基百科(Wikipedia)、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这类平台开创的“分布式信任模式”(distributed trust model)是否也会有助于监管？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允许司机和乘客相互评分，优步已经在为双方充当市场的私人监管者。优步的用户可以被鼓励给该公司的政策和做法打分吗？科技公司应该让那些在道德问题上越来越直言不讳的员工也能够执行标准吗？

《你能信任谁？》(Who Can You Trust?)一书作者瑞秋•波特斯曼(Rachel Botsman)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机构信任的时代即将结束；它受到了来自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和彻底的数字化透明的太大打击。我们如今正在步入一个以科技为中介的分布式信任的新时代。但她写道，这种转变将是混乱、不可预测，甚至是危险的。

科技企业家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这种转变，而且可以在限制其危险性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管创新有巨大的需求和市场机遇。科技公司应该抱着极大的兴趣去证明，他们帮助造成的恶劣社会问题是我们现代世界的缺陷，而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