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营投行的视角看贸易战及当今经济政策下的民营企业

“在国有与民营经济问题上，国有经济后退一步，民营经济生机勃勃；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深圳市原市长张思平说。

然而，目前的经济政策下，国有经济和政府不但没有后退，反而是国进民退，进一步抢占资金、牌照、市场、政策等各方面的资源，加之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加剧，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在夹缝中求生存。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确，正如我们这样的民营投行和民营金融从业者，没有任何体制内特权的支持，完全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勤奋，打拼在金融市场的第一线，可以说是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最灵敏的感知者和最直接的受冲击者。

市场上流动性困难从2016年就开始了。一刀切的简单粗暴去杠杆、支持做大做强国企的政策开始在市场中显现效应，银行资金、财政资金开始大规模向国企聚集，民营企业很难向银行借到钱，以前还能从信托、私募基金、网贷、同业拆借资金，随着打击影子银行和各项资产管理新规，这些资金的通道都被关闭了。

和众多的民企一样，我们资产多，现金少，流动性不足。我们聚焦主业发展，并不是像一些企业盲目扩张、多元化发展，涉足过多业务板块，分散了资金和人力，造成的流动性紧张。很多民营企业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70%，有的营收账款已经开始计提坏账。我们的流动性问题主要源于客户不能按期支付款项。因为从事重资产的高端制造业的客户资金流动性困难，没有现金付款。对于客户我们没打算起诉，因为有的客户已经被至少5家银行起诉，这些银行的债权都有优先权，排在我们的债权之前。

我们持股的民营文化娱乐公司，属于轻资产的新经济领域，同样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问题，有2亿多的应收账款，有1亿多的应付账款，应付款的客户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它们有相当长的账期，也不能按期支付款项。

可见，企业之间的流动性问题或者说债务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之间，债务违约往往是从客户无力付款开始，流动性危机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传递。

2016年初，作为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即使通过多家财富管理机构，3年期以上的股权投资基金也募集不到资金。多家知名的创业投资机构希望我们做LP出资于他们的基金。当时我们的基金已经投完，没有存量资金了，而市场上有钱的只有政府引导基金、政府母基金、国企、国有金融机构。因此我劝他们向国有性质的母基金去募集资金。

2017年，大量民营企业开始变卖资产，因此，我们接手的业务大多是做卖方顾问，帮民营企业卖资产，比如医院、科技园区、孵化器等重资产，或者帮民营企业出售控股权或者多数股权，或者帮民营企业寻求收购方，这些潜在的买方基本都是各类国企（央企）、国有金融机构，因为只有国有性质的机构有钱，有真正的支付能力。

2018年，市场上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曾经被高价炒卖的各类不良资产开始折价出售，优良资产大量成为不良，不良资产成为真正的不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类国有企业也在资金无限量供应收购不良资产，部门经理大多是1985年左右出生的，这些人手里每年有百亿的投资指标。A股有1000多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债务违约，这些债权人大多是证券公司、银行或者信托，无论债权人还是上市公司债务违约的股东们都蜂拥而入这些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寻求自己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各地政府资金所收购。

上市公司曾经是投资、投行的重要客户。然而，一年多来，上市公司的融资、重组、并购业务基本停滞。我们年初已经为一家文化类上市公司对接了20家银行做债权融资，2018年中报显示这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债务违约，业绩严重不达预期，股价暴跌，很显然，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再贷款。

一家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本来已经公告收购我们的一个项目，然而，这家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也债务违约，商誉减值，财报亏损，证监会也不可能再批准收购及重组。

另外一家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拟收购一家新经济公司，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聘请的券商是肖建华明天控股所持股的券商，肖建华被调查也株连到这家券商，这家券商所保荐的业务证监会都不通过，于是上市公司换券商，换券商之后，证监会对并购重组从严审核，拿到批文证监会也不通过，拟在证券市场上募集的资金迟迟不能募集，资金短缺，材料已报会又不能股权融资，把优良企业拖成不良企业。不良之后，我们协助其引入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由于某大型多元化集团是这家企业的大客户，自身也陷入债务危机，已无力偿还货款。

各种经济所有制形态和产业上下游是互相影响和互相效力的，不可能百业衰而一业荣，也不可能这边风光独好。民营企业作为各种经济形态中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部门，其债务问题和流动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加重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流动性问题。除了冗员沉重、效率低、内部损耗、管理涣散、决策失误导致的亏损和浪费等传统原因，国有企业的客户、地方政府的税费均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流动性危机和现金缺乏必将导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法获得现金款项收入。

在我们协助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向某能源类国企融资时，该国企提出民营科技企业应大力发展民用产品，以市场居民为主要客户，因为国企和地方政府也缺乏现金支付能力。本来这家民营科技企业是面向地方政府做环保项目，地方政府是其主要客户，虽然地方政府客户的回款周期至少在2年以上，相当多应收款项也计提坏账，即使如此，这家民营科技企业相对于以民营领域为客户的企业，已经属于旱涝保收。市场上普遍有个幻觉，民营企业认为公有部门（国企、政府）有钱，而公有部门认为民营领域有钱。其实，大家都没有钱，钱到哪里去了呢？只聚集在了极其少的部门或者个人手中。

从我们的主营业务来看，协助民企向国企融资或者卖身给国企，这种工作有价值却无意义，也很没意思，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民企和我们自己都没有活路。市场有限，资源有限，空间有限，蛋糕就这么大，如果量中华之物力继续支持国企继续大、强、优，国有企业倚靠有形的无限政府的隐形有力担保，民营企业怎么可能获得大发展？

戊戌年，应变法，应真正的变法，而不是打右灯、向左走，也不是在“改革”中树立双重或者多重目标，尤其是多重互相矛盾的目标，而应该树立单一目标。就行为学和经济学来看，一个行为具有多重目标，要么是哪个目标都没有达到，要么是只有其中之一目标是真实目标，而其它的目标是幌子和伪目标。

国企除占据了社会绝大多数资金，还垄断了水、电、气、石油、电信、管网等，造成了公用资源及设施的价高质低，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成因之一；国有金融机构掌握了银行、保险、证券、资管等牌照的绝对数量，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扭曲。国企不仅浪费社会资源，还干扰了市场的灵敏度，形成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严重不公平竞争。应贯彻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削减对国企的所有补贴和政策支持，取消由政府部门官员到国企任职的官商做法，让各种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不设上限，不设底限，国有企业应该全面退出经营领域，一个本身不应该大规模存在经济形态，无论怎么改，都将是错误的。唯一的于国于民有利的做法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行国有出资者的职责，仅作为企业的少数股东，而不设国有资产占多数股权或者控股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仅有分红的权益，经营、管理交由企业家负责。

应该改变政府主导经济政策的做法，政府应回归本位，应该取消财政对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些补贴形成了国企对民营的巨大不公平竞争，且不说政府在发放补贴过程中是否具有公开、透明、公平的程序和做法，从专业能力来讲，政府补贴部门不具有识别真项目、好项目的能力，政府应该把产业的发展交由市场，由市场配置资源。政府支持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很快就产能过剩，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比如光伏。政府对一些科技、文化项目的补贴形成了毫无必要的浪费，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科技”项目毫无科技含量，竟然也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政府每年500万的补贴；一些所谓“文化”项目不伦不类，不中不洋，不传统也不现代，居然每年也从政府获得300万的文化基金奖励。

市场是灵敏的，是可靠的。对于企业来说，只要你的产品或者技术比同行好一点儿，市场上会有客户或者代理商找来谈合作；只要你的文化作品稍好一点儿，票房或者点击率明显就高，资金方也会照过来。这就是市场配置资源、市场选择产品的优势。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国企的大规模存在、补贴的大规模存在，导致真正有效的好作品、好企业不能脱颖而出；不市场化，不透明化，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干扰了市场秩序，压制了市场活力，使得优秀人才和企业家用脚投票，不得不裁员或者关门歇业，看不到前景和希望。

终归，中国应继续走向市场化、透明化道路，应转变经济倒退的结构性问题，取消补贴、削减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