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面对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如何实现经济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以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

2018年全球经济将继续稳步增长

2018年将迎来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危机后各国央行各尽所能，使全球经济走上强劲增长之路。2017年全球经济实现2010年以来最强劲的增长，且市场普遍预测2018年增长将继续上行（见图1）。

汇丰认为，鉴于2017年底主要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势头，经济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图1 2018年全球经济将稳步增长

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

但危机后遗症还在许多方面存在：各国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引致金融市场繁荣，收入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增长等等。

尽管各国已连续多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但期待已久的通胀上升却并未实现，工资增长仍很缓慢，不同技能工种间差异也很大，叠加低收入家庭资产价格上涨缓慢，财富差距因此扩大。

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财富持有量中位数仅为560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前10％人群财富中位数为150万美元；自2012年以来，美国年均工资增长率为2.3％，而标普500指数年均涨幅超过12％。

危机后不平等问题恶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信贷可得性变差，而在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持续扩大的压力下，央行和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却非常缓慢。部分人对此已无法容忍，并转而投票支持政治极端主义。增长疲弱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收入不平等的担忧就越可能反馈到政治中。

实现经济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各国政府已认识到不平等性的危害性，其引致的民愤可能是很多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关键的政治问题。缓解这一政治风险依赖于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利益得到广泛共享，并减少收入不平等，换言之，如何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这同样是关乎未来增长潜力的经济问题。

包容性增长并非仅是“公平”或社会凝聚力问题。经济增长包容性不足，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可持续性方面）。

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不平等会抑制社会整体消费；进一步的，若高收入者的储蓄未能推高生产性投资支出而滞留于房地产或政府债券，甚至可能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收入不平等及其伴生的社会流动性不足还会造成预期寿命、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和劳动力流动性等方面的差距，并影响未来生产力和增长潜力。长期看，这对政府收入、公共服务及政府未来负债融资能力都有重要影响。

鉴于造成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主要为结构性因素（人口、技术因素等），一两年的强劲增长并不能消除其影响，政府应大力作为。

收入不平等拖累经济增长的原因包括：第一，高收入不平等可能使社会流动性差，故某部分人口可能就业不足，拉低潜在增长率。第二，社会凝聚力低可能使政府只能接受次优政策制定，而不能选用最优增长方案。第三，低收入群体对经济冲击的抵抗力更差，若此群体增加，经济下滑的影响可能被放大，利用储蓄或失业补偿来熨平消费的政策空间将受限。第四，高收入不平等还可能使某些群体更易遭受结构性变化的影响。

改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政策应对

本轮收入不平衡并引发民怨主要是因近十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并非再分配政策所能解决。解决此问题的首要条件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和机会。

IMF和OECD将下述改善收入不平等、支持增长的双赢政策列为各国政府的关注焦点：改进教育和技能培训；改善卫生保健的可得性；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高金融包容性；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流动性，并鼓励不同性别、年龄和收入群体的劳动力的市场参与度。

这些政策能显著改善平等性问题（以基尼系数衡量），且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支持潜在经济增长。然而，其实施也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和抉择。

对危机后累积了巨额债务的国家而言，实施此类政策需做出重大政治抉择，解决预算挑战。多数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教育和基础设施等供给侧政策的大部分好处需在很长时间后体现，如到下次选举后。除非面临政治格局剧变的风险而必须尝试，否则政府将面临痛苦抉择：这有助于市场发展吗？应更多依赖再分配政策还是政府债务？抑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而对某些新兴经济体经，通过推动私营部门智能手机的迅速应用，就至少能推动教育、基本医疗保健和金融工具获取等的普及，从而部分帮助缓解不平等问题，提供提高生活水平和全面发展的机会。

另一套解决方案是实施诸如一致性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机器人使用税和就业保障等政策，到2018年底，UBI在芬兰的实验将迎来首次可行性评估。

主要经济体的政策转变

过去几个月，主要经济体已发布重要政策公告，承诺最大程度地使增长更具包容性，尤其是中国十九大提出的新政策重点和英国11月发布的工业战略。

中国从高速经济发展转向关注更清洁、公平、环保和更具创新性的增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新一轮工业战略的目标是推动“新”经济增长，提升技术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侧重于电动车等新行业，而房地产和传统钢铁、煤炭、制造业等行业则将退居二线。私营部门仍将主导经济转向。数据显示，中国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越来越大。更多专长于机械的国家将获益，中国未来的增长结构预计将为工业出口、机械甚至消费品和服务带来更大增长空间。除高端机械出口国外，受益于中国下一轮发展的赢家还包括服务（特别是旅游和商业服务）出口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

还应关注美国贸易和财政政策。随着税改方案逐渐成形，公司税率降低导致的最大财政刺激可能出现在2018年和2019年，个税削减则将在2019年产生最大影响。实际方案可能与总统支持更具包容性增长、保护中低收入家庭而非富人的最初声明并不一致，但其总体上应该会对商业投资产生一定积极影响。预计2018年和2019年美国需求将有短暂提升，消费者支出有所增加，但因减税主要有利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群体，乘数效应将很小。且就税改法案能否支持长期增长率也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其仅能在两年内拉动GDP增长0.7％。

财政刺激的影响对美联储评估未来利率适当水平非常重要，汇丰预计FOMC加息进程将较此前预测进一步延长，在2018年3月、2018年9月和2019年3月各加息25个基点。美国政策利率对新兴市场，尤其是依赖信贷的国家非常重要。汇丰外汇策略师认为美联储加息对美元兑主要货币汇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到2018年底，欧元兑美元大致在1.20附近横盘调整。拉美和中东欧地区通胀率稍高的多数国家利率将逐步调涨。受限于大规模债务，亚洲国家则会谨慎加息，印度、印尼甚至不加息，韩国央行也要到2019年才会再次加息。

美国贸易政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更大影响。美国可能退出NAFTA，NAFTA解体可能相当迅速。NAFTA解体可能拉低墨西哥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并严重影响FDI，比索也将面临巨大贬值风险；加拿大的出口、商业投资和GDP增长所受影响可能不大。美国经济增长也可能被拉低0.2％，汽车行业受影响最大。美元汇率相对升值也可能给美国出口带来更大打击。

至于风险因素，应警惕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尽管汇丰银行温和调升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2.9％，2019年增长2.8％，并因能源上涨小幅调高了2018年通胀预测，但我们对央行政策仍保持谨慎。

随着各国失业率持续降至新低且金融市场繁荣迹象明显，更多央行如英格兰银行和韩国央行开始了谨慎加息进程。预计2018年9月欧央行可能停止净资产购买计划，但汇丰认为要到2019年，欧元区政策利率才会上涨。日本收入增长非常缓慢，远达不到日本央行2％的价格目标水平，故预计未来BoJ仍将维持其超宽松货币政策，过早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会冲击中期通胀预期并导致日元走强。新兴市场、拉美和中东欧地区的多数国家利率会逐步上升。亚洲国家央行基本不会跟随美联储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