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钟伟

　　三十多年来，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前途而言，几乎是宿命，甚至是一种缘木可以求鱼的奇特宿命。

　　当下，人们对深改的预期日益强烈时，我们也许可以用少许剖面，去回顾那段跨越1993-2003的改革历程。

　　第一，清理三角债的挫折。

　　其实，清理三角债在1991年和1993年各有一次，强行注入的资金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下的决心和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结果却令人沮丧。可见在经济低迷时，试图清理有毒资产，哪怕有再大毅力，也可能越清越多。

　　当下中国，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封闭有毒资产，等经济企稳甚至重新进入繁荣周期之后，再回头清理有毒资产也不迟。

　　当下中国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债务问题，真实的债务压力有可能在2015年下半年才得到真正的重视。标志性的事件是，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迅速扩大了对地方存量债务置换的规模和节奏。而在2011-2014年中国经济明显下行时，利率市场化和影子银行系统甚至还在整体推高中国债务成本。

　　2016年中国政府能做的，是对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长期信贷资产进行操作，放长久期和降低利率，使得中国巨债务的雪球滚动起来慢一些。看起来中国巨债仍处于可控状态。

　　第二，汇率双轨制的合并。

　　1994年初开始，朱镕基合并了人民币多重汇率并行的尴尬局面，并令汇率重估一次到位。这次改动比2005年7月和2015年8月的汇改动静大得多。但毋庸讳言，1994年之后，原本相对市场化运行的外汇调剂市场陆续关闭，仅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以及外资外贸企业的外汇，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迅速向央行集中，中央政府积累外汇储备和调节汇率的能力空前强化。1994年的汇率并轨和金融学上的汇率市场化差异巨大。

　　幸运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强行积累的外汇储备和汇率干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底牌更多。朱镕基时期做的汇率并轨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强制结售汇制度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集汇于官而非藏汇于民的逆市场尝试。尝试的结果是，私人部门的外汇迅速集中转换为官方外汇储备。

　　当下中国也在试图处理汇率问题。央行对人民币尝试市场化重估的努力无疑是必要的。这推动汇率信号顺从市场，推动汇率重估有利于实体经济，也使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相对正确的汇率信号之上。离岸与在岸之间仍远未形成规模化的汇率套利渠道，而离岸人民币规模实际上在不断收缩而非扩张。

　　但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十分有限的波动仍然引发夸张的轩然大波。这显示国内外投资者对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依赖惯性和浮动恐惧，以及对中国央行承诺的非理性期待。由于错过了次贷危机之后的贬值良机，由于在此后全球量宽模式中实际有效汇率的持续偏离。市场必须接受人民币逐渐重估和浮动的进程，舍此之外并无出路。

　　第三，财税改革，分税制带来的财力集中和“诸侯”削弱。

　　王丙乾（1980年8月-1992年9月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中国财政到了相当羸弱的状态，以至于王部长有了重振财政的呼吁。1994年初，财税改革迅速启动，财政包干制被打破。

　　事后看，这次税改的结果，一是GDP蛋糕中，财政的汲取能力大为增强，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的持续攀升；二是财力上收，事权下放，使诸侯向中央的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弱化，财政转移支付日益重要；三是初步厘清了税、费、债的框架，以及国税和地税两大体系。这种集中财力、加重税负、削弱诸侯的做法，在推进过程中，会被多大程度上视作市场化改革呢？事后看，该框架的确立，对后续经济体制改革有非凡意义，例如重大基础设施的落地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都需要强大中央财政作后盾。

　　分税制改革一举摆脱了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财政联邦制的可能性，使财税收入迅速向中央集中，财政收入与GDP比例不断上升。最大优点在于避免了中央财政的破产，最大缺陷在于强化了财力上收，事权下放。幸运的是，1998年之后，地方政府很快寻找到了土地财政的妙手。

　　近年来，随着楼市供求失衡和土地财政的枯竭，地方财政危机逐渐暴露，十几万亿巨额地方债务本身就是对上一轮财税改革的反讽。应当警惕的是，当下仍有对扩大财政刺激的期待。

　　如果按3%的赤字率扩张五年，到2020中国债务率应该和欧债危机中的欧猪五国持平。这已明显提示，稳增长除了催生严重产能过剩和资源不当配置之外，对增长转型产生了严重制约。

　　现在中国财政仍应侧重重建，而不是赤字刺激。尽管地方债务在重新置换之中，但地方必须有自己可靠的税源；中央和地方必须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将保障水平维持在和国力相称的水平；未来政府税收的主体必须从企业生产转向居民消费、从流转转向所得。现在离形成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财税框架，还相距十分遥远。

　　第四，国企脱困战。

　　国企逐渐进入困境，是1995年之后，1996年山东诸城对国有小企业进行了以卖为主的彻底改革，出了个“陈卖光”书记。对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诸城经验，决策层有鼓励，也有不能一卖了之的暧昧。

　　随后1998-2000的国企三年脱困战，是一场艰巨的关停并转去产能、下岗待业去冗员，银行大量贷款注入，一心想要把国有企业尽量搞好。付出了重大社会、经济、金融代价的脱困战最终无路可走，只能走向市场。它催生了中国特色的产权交易市场，加速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也催生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脱困战到市场化仍经历了代价沉重的、漫长而痛苦的进程。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必会为其一生中的重重坎坷刻骨铭心。

　　以此为鉴，当下缺乏强烈危机感、缺乏深刻共识的国企改革，也必然会在重雷区中艰难撞冰，再图破冰吧。

　　当下国企改革仍然十分晦涩。

　　产能去化、政府采购、PPP模式等都似乎在形成新一轮潜在的国进民退。在产能去化中，被率先去化的可能是私企或者地方国企，而大央企却更大；政府采购和PPP都变相成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政府官员非常害怕和私营企业打交道，害怕被扣上利益输送之类说不清的麻烦。人们观察到的国企和私企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加深。

　　第五，中国加入WTO之旅。

　　谈判当然曲折，中央部委和地方观点杂陈甚至尖锐冲突，斥责加入WTO为卖国的声音也不少见。如果总是强调重大改革需要成熟的时机，那么，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企业亏损面广，银行体系岌岌可危，加入WTO的条件恐怕基本不具备。但事实上，中央顶住了巨大压力。

　　正是中国入世，使得中国抓住了次贷危机之前最后一个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窗口期。开放的压力也带来了改革的动力。

　　对中国而言，任何时候进行方向正确的改革，都是必要的，不应以条件成熟预期作为回避，推迟改革的借口。

　　第六，银行股改上市。

　　在朱镕基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手术中，金融体制改革似乎没有重大突破，银行体制改革是其中一项成就。但其大部分是在2003年温家宝主持下，以背水一战的姿态，奇迹般地完成的。

　　中国从2003-2007年的短短五年期间，将濒临崩溃的银行系统，改造为全球效率最高和最赚钱的、令人敬畏的银行体系。但即便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改革，当年也脱不了铺天盖地的“银行贱卖论”的批评。

　　当下中国金融体系也在面临挑战。考虑到朱镕基时期银行业不良率一度高达25%，因此未来数年中国银行(3.190, 0.03,0.95%)业逐渐承受和处置至少10万亿级的不良资产，是必要和难以避免的。

　　而中国的资本市场，至少近期股市并非在创造财富，而是在不断激起贪婪和恐惧。看起来，必须先修复实体经济，然后才有修复金融体系的可能；而在金融发展中，银行业、货币市场和债权市场可能需要优先于权益市场获得发展。

　　总体而言，当下中国银行业承受经济增长转型和失业浪潮冲击的能力，远远好于朱镕基时期。

　　回顾改革，是为了更坚定的走到市场化之路来。如果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济就会走向生死存亡的关头。

　　改革对中国而言，甚至是一场生存或死亡的宿命。20年前朱镕基对经济体系的强力施政仍历历在目，苛刻一些说，相当多的改革一开始并非顺应市场，政府有形之手一度无处不在。

　　照观当下，何尝不是如此。只要我们还走在改革开放之路，还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必然毫无选择地走向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