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教育系统在过去十年做出了许多改变，然而成效不大。

得益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实施的国家政策改革，澳洲学校教育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巨大的改变。

● 制定统一澳洲课程；

● 标准国家读写与数字评估项目（NAPLAN）

● “我的学校”网页上发布的国家学校报告

● 制定教师与校长的职业标准

● 学龄前早教计划广泛推行

● 部分执行按需拨款的“岗斯基”教育改革

但与此同时，快速的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变化也给教育系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可能性，教育系统人士同样也承受着这些压力。

举例来说，澳洲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不管是种族上还是文化上，与亚太地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人们更加积极地使用移动和数字科技，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财富与收入不平等也加剧。这些广泛的变革，及其所引发的政策回应，都使教育被置于不利之地。

要实现更好的教育成果，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人们还期望教育能够创新，并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政府财政日益紧缩的情况下。

改变很多，但影响很小

尽管过去十年间发生了这么多变革，但很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看到多少积极的影响和成果。比如说：

● 顺利完成12年级学业的澳洲学生的比例并没有提高。

● 联邦和州一级的学校拨款政策仍然在维持现状，继续奉行行业分化和精英主义。

● 明明是经实验表明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如临床和目标教学模式（细致监控和评价学生个体的进步和教学影响），在提高教师学历和学校实践层面却进展缓慢。

● 职业教育的现状和成效都没能显示出有明显提高。

● “标准化国家读写与数字能力评估（NAPLAN）”和“我的学校”项目都没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读写和数字能力，2016年数据表明，学生读写和数字能力陷入停滞，甚至还在下降。

● 澳洲学生在国际数学、科学和读写技能评估当中的表现正在稳步下滑。

早教计划广泛推行似乎也没能改变现状。重复失败的教育系统

自2005年左右开始，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希望解决这些教育顽疾。

政策性斗争和改革在煞费苦心地推行着，全国范围内教育系统领导者、老师们、家长和学生们也都为此付出了努力，但不知怎么回事，澳洲教育系统的失败仍然在不停重复着，教育成果和教育平等的重要指标不增反降。问题同样还展现在对学校教育拨款的僵局上。

政策制定领域所苦恼的问题是，政府与办学机构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合作。

另一个问题是，多年来教育拨款分配一直都高度失衡，这进一步导致了精英学校拥有特权，而那些“按需分配”的拨款长期以来无法落到最需要支持的学校和学生手上。

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教育机会和成果变得越来越两极化。拥有精英特权背景的学生能不断扩大优势，而那些弱势的学生则被进一步排挤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和就业市场之外。

身份政治，阶级、种族、性别和移民冲突在全球范围内被强化，这更加剧了那些教育领域的两极化趋势。

我们到底哪里做得不对？

学者、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指出，要在宏观上提高教育成果，需要教学、评估、课程制定、拨款和系统层面这几个不同领域的协作。在这所有领域中，如果教学、学习和社区参与的设计和实践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展现出创新性实践和研究所提出的新方法和新视角，那么这必然能对全澳产生巨大价值。

不过，做总是没有说那么简单。很多评论人士都发表了这个观点，但没有什么强效方法能一蹴而就。

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方案”让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压力逐年增长，也使教育政策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政坛和媒体时不时又来搅一趟浑水，很明显让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了。

不过，政策变革也并非全然流于表面，教育改革中也有些意义重大、卓有成效的措施，没有全军覆没。

最重要的是，要让教育改革想法不止停留在口头，而是付诸实践。（澳联社图片，图文无关）

例如，岗斯基（Gonski）改革将丰富资源引入学校。“我的学校”项目揭示出了教育不平等的情况，并提醒相关部门进行及时干预。

然而鉴于教育系统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政策干预很少能在不依靠帮助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也很少能按最初的计划顺利而直接地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将课程设置、评估、规范和拨款工作与之结合起来，还要结合教师、学生和其他社区相关人员每日的努力。

空谈教育目标，而将教育实践和政策独立开来或抽象化的做法都是无用的。因此，要实现目标，确保公平，培养创新能力和系统学习，实现公众利益，必须要吸引民众关注，吸纳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化能力。教师教学工作、专业学习、课程设置标准化、校际协作等方面的创新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些实践经验。

我们还需要摒弃澳洲联邦系统中各级政府的分化意识，必须将目光投放在管理各级系统间教育网络潜力和合作上。

最终，澳洲学龄教育未来的成功还是仰仗于有力的想法是否能真正在几万个教室与社区之中付诸实践。